陈思和 梁钺皓｜编辑与出版也是知识分子的岗位——陈思和教授访谈

陈思和   梁钺皓

（本文原载《文治春秋》总第三卷（2025年春）

陈老师，此次我们暂不谈您在学术、教育等领域的工作，主要聚焦您在编辑出版领域的实践。我注意到，相较于同时代学者，您对编辑出版工作倾注了更多关注与实践，并且从参与初期便具备理论自觉，这或与您研究现代文学及现代知识分子的工作密不可分。人们谈及您对出版与编辑工作的关注，通常从1993年《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一文说起，也有人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您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章。不过我今天想把话题延伸得更远——读《做父亲的人》时，我才知晓您父亲也曾从事编辑工作，这是您很少提及的经历。这让我联想到韩东，他也很少提及方之对自己影响。尽管您与父亲聚少离多，但他曾向您谈起孤岛时期的编辑生涯，您如何看待他的这段编辑经历？这是否对您产生过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想过。我父亲当然不能与方之先生相比。我父亲没有读过大学，中学毕业就参与了社会工作，当时上海南京路上著名“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内设一个商业电台，叫作新新电台^[1]。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成为沦陷区，大量难民涌入上海租界，物价飞涨，新新公司的营业额获得上升，经济状况开始好转。1939年公司顶楼两层改建为新都饭店，营业餐饮。电台也改组为玻璃电台，就设立在六楼中餐厅。我父亲起先在这个玻璃电台工作，后来电台也办起了刊物，叫作《新都周刊》。电台、周刊都是为了宣传饭店业务，属于广告部门的性质，但也涉及文学写作和文艺活动。由于我父亲后来长期在西安工作，我童年时代与他接触不多。上学以后，小学生也要填表格报成分，那时候城市人口划成分，有一种类型是“店员”，现在说起来就是营业员，与产业工人有区别；我的外祖父、父亲母亲的成分都是店员，也可以理解为市民。20世纪50年代上海有一家东亚大饭店，在南京路上海时装商店（原来是先施公司）的楼上。当时上海市政府号召各行各业支援西北新兴城市建设，我父亲以公方经理身份，带领东亚大饭店的全体员工搬迁到西安落户。所以我只知道我父亲第一个身份是支内的基层干部。后来他返沪探亲时说起，他做过教员，还说到他在上课时，因为牙齿漏风，卷舌音分辨不出。所以我又依稀知道他第二个身份是教员，但他在什么学校教过什么书，我一点也不了解。至于他当过编辑的事，是在“文革”爆发后才隐约知道的。那时母亲带我一起清理父亲的旧书柜，里面藏着许多剪报，一叠一叠整整齐齐，母亲说这都是你父亲过去写的文章。我年幼无知，再说那时形势也不对，这些剪报都付之一炬，我也没有注意文章刊登在什么报纸上，朦胧中觉得是20世纪30年代的流行小报。1976年春节父亲回来探亲，与我谈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其中说到他在中学念书时，老师是张亦庵，张老师担任童子军的指导老师，带领他们编文艺刊物《蕾报》，还教会了他刻蜡纸、做版画；这大约是我父亲最初的编辑工作^[2]。张亦庵后来还介绍他去找包天笑、周瘦鹃、严独鹤等作家约稿取稿。从这个作家圈子来看，我父亲参与过的一些编辑工作，是属于当时上海的通俗媒体，玻璃电台、《新都周刊》都属于商业性质的媒体，大约也是编辑职务。根据父亲的年龄推算，应该是在20世纪30-40年代。^[3]但他具体编过什么报纸，我并不了解，我曾经托人到上海图书馆去找过，也没有线索。我知道我父亲给自己取个笔名叫陈若虹，也叫若虹、虹。他与母亲的来往书信，也自称“虹”。我觉得父亲早年的社会职业应该是教师或兼媒体编辑（小报或者电台），这样的情况在那时文人中很普遍。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沦陷，发生了张冰独的“新创造社”事件^[4]，父亲被牵连进去，以后他脱离危险的媒体，转入饮食行业。我一直在想，如果现在能找到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审查的交代材料，有些情况就会更加清楚些。总之我父亲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爱好文艺，介入过媒体，喜欢动动笔杆，也追求进步，但成就不大。他的生命里肯定有许多基因是影响我的，包括性格的遗传。

您多数时候还是觉得自己受外祖父的影响更深，加上父亲的命运，所以您会有一种隐忧情绪，时刻提醒自己要在众人的狂欢之外保持独立与怀疑，这种精神是在您进大学研究巴金以前就形成的吗？您后来说，在出版中贯穿“人文精神”，这有点像一种雏形。

不是这样的。精神性的成长是在实践中慢慢形成的。我在出版编辑实践中形成的一些精神特点，与我后来学习现代文学，对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岗位的理解分不开。还有，我自幼对编辑工作感兴趣，始于对文字的爱好和对书的爱好，我从小就离不开图书。我外祖父不是编辑，但他读过许多书，而且喜欢编编写写。他为我编过一本书，是利用旧式账簿，厚厚的一本。每一页都贴一张水浒梁山好汉的画片，是各处搜集来的香烟牌子，而后在每张画片下面还配上一种动物的画像，如宋江配的是凤凰，卢俊义配的是麒麟，吴用配金蟾，李逵配牛。这还不够，他还会在每个人物画片底下配上文字，是用毛笔手写的，介绍英雄人物的生平历史，很像是一个个人物小传。你看，这不是编成一本图文并茂的“书”了吗？但这些只能培养我的编辑兴趣，不能培养我的编辑品质。

我最早的编辑活动是在中学毕业后，当时我的同班同学都上山下乡去了全国各地，只有少数几个同学留在上海，那时，好几个同学在互相通信中提出来，能不能办一个小刊物，成为一个同学之间互通信息的平台。这个主意得到大家的支持，最后的编辑工作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同学们都积极写稿，之后汇总到我这里，我反正有的是时间，无师自通，负责编稿成书。一篇篇短文章，还有诗歌、通信，都用复写纸一份份抄录，要抄好几遍，随后就装订成书，再一份一份邮寄给大家。我们还给那个小刊物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朝阳花》。印象中办了两期。我的同班同学，当时是《朝阳花》的参与者，后来是上海交通大学传媒学的学科带头人张国良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我心依旧》里还特意提到了这个小刊物。如果算起来，这应该是我亲手编辑的第一份刊物，时间是1970年，离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了。

接着是我参加了上海市卢湾区图书馆的书评小组，那是1973年左右。图书馆政宣组有一个交流书评信息的刊物，叫《图书馆工作》。刊物主要发表书评，投稿者是卢湾区许多工厂的青年文艺爱好者。我经常在图书馆找书看，渐渐与政宣组的几位老师都熟悉了。政宣组主要的工作，除了组织工人书评队伍，主办辅导讲座，还有就是编这个刊物，有几位老同志把关审稿，之后用打字机打字，再油印装订成册。我是闲散人员，经常在图书馆里帮他们做些杂活，校对，还为刊物写稿，自然而然，就了解了编印一本刊物的全过程。《图书馆工作》大约办了四五年，一年六期，积累起来也有三十来期，其中有一两年封面还是钱君匋先生设计的。后来我参与淮海街道政宣组的理论队伍工作，还独立编过一份简报式的

《淮海新风》，也是油印的，专门表扬好人好事。这三个小刊物，是我最早期的编辑实习。那时我完全不具备编辑理念和编辑思想，不过是喜欢这类文字编辑工作。那些刊物，除了《朝阳花》属同仁性质，其他两个都是体制内的宣传读物，体现当时的意识形态。我当时属于社会待业青年，能有一些工作可做就很高兴了，完全谈不上有主体性和独立性。我自觉参与编辑出版工作，是在进了复旦中文系接受教育，学习和研究巴金以后的事。

巴金老先生当然是没有办法绕开的话题，您一开始主要关注巴金的创作与思想。那您是何时开始意识到，作为《文学季刊》编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的巴金的重要性的？

我和李辉合作研究巴金是在大二，刚开始阅读巴金时，我们当然更关注他的思想与创作。但在研究过程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结识了毕修勺先生，由毕修勺先生带领我们去看望吴朗西先生和柳静女士，再由吴先生推荐我们走访了杨挹清、吴培炘、吴金堤、张宛若等前辈，这样，巴金、吴朗西等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事迹就慢慢清晰起来，围绕这个小小的出版社，不仅有人奋斗，有人牺牲，对我更有教育意义的是，这批知识分子完全依靠一种理想和信仰，白手起家，不计个人利益，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这种精神力量是我所关注的，也是我尊敬的。当时我和李辉差不多阅读了所有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物，撰写了研究文生社的文章。这篇文章写成后，先是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属下的一份刊物，搁了好几个月，没有被录用。贾植芳先生又把它推荐给主编《新文学史料》的牛汉先生，刊登在1982年第3期。我这么啰唆地讲这个过程，想说明这篇论文比我们研究巴金思想的系列论文写得早，巴金、吴朗西等前辈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是最早感动我的精神理想之一。

《记文化生活出版社》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其实，这篇论文写得很粗疏，但毕竟是第一篇研究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章。吴朗西先生不仅口述了创办文生社的过程，还特意为我们写了一个很长的注释，说明文生社的经济运作情况。我觉得吴先生是前辈，不应该把他的说明文字当作注释，于是就抄录下来，作为单独的文章一起交给《新文学史料》，与我们的论文同期刊登。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后来上海那家退我们稿的刊物编辑主动来找我，鼓励我继续给他们写稿，这样我就与丁言昭合作完成了《吴朗西的编辑生涯》，发在那家刊物上。后来我又指导我的博士生孙晶以此题目撰写博士论文，出了专书。我做的工作大约就是这些。

巴金是一个有精神信仰的人，他的著作里也贯穿了自己的理想，但毕竟比较隐晦，理论也比较空洞；而他的身体力行，办出版社，编了大量优秀作品，则对我有直接的影响，让我明白了一个有理想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该怎么做。我后来策划火凤凰系列丛书，基本上是在这样的理想精神鼓舞下，尝试着步前辈的后尘。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我在研究巴金的过程中，发现巴金前期创作有一种骚动不安的情绪，常常要发泄内心的痛苦，流露自我谴责的倾向，但是他当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以后，这种情绪慢慢消失了，人生态度也渐渐变得健康、明朗。我当时还没有形成知识分子“从广场到岗位”的思路，我把当时的知识分子归类于两种类型：流浪型和岗位型，我觉得巴金介入现代出版事业，正是由流浪型知识分子向岗位型知识分子转型的关键节点。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往前进一步，就形成了我后来提出的三种价值取向的理论。

除了这些从事编辑与出版的现代知识分子，同时代的期刊编辑应该也对您产生了某些影响。您在许多文章里一再提起早年遇到的期刊编辑，如《文学评论》的王信先生、陈骏涛先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廖宗宣先生，《上海文学》的周介人先生、李子云女士等，还有《文汇读书周报》的褚钰泉先生。您能谈谈这些编辑和您的交往细节，以及对您产生的影响吗？

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我受过很多前辈编辑的提携和帮助。关于这些前辈编辑们，我写过不少文章，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这些文章都收进了《陈思和编辑出版文录》的第一卷，具体细节不予重复了。还有很多与我同辈的编辑朋友们，对我帮助也很大，有些编辑与我长期合作，风雨同舟，成为终身的好朋友。像主编《当代作家评论》的林建法，主编《南方文坛》的张燕玲，主编《文艺争鸣》的张未民，主编《作家》的宗仁发等，还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林爱莲、郏宗培和张安庆，上海远东出版社的杨泰俊、杨晓敏，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金永华和张珏，上海学林出版社的李东，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孙晶和陈麦青等，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交往多，互相支持也多，我的文学批评生涯和出版事业都是与他们紧密联系的，我以后讲到策划火凤凰系列丛书、主办许多专栏等，会陆续讲到这些编辑对我的支持。

我这里分出前辈编辑和同辈编辑，不完全是在年龄上做区别的。我的意思是，前辈编辑犹如我的老师和提携者，他们在我学习成长的道路上指导我和帮助我很多，像褚钰泉先生只比我大几岁，但是他出道早，我在卢湾区图书馆学书评的时候，他是《文汇报》文艺版的编辑，经常来图书馆参加书评活动，就这样认识了。他以兄长的温暖关心我成长，我尊敬他，心里早就把他看作老师辈的人。而同辈编辑可能在具体交往中有更多的合作，他们不仅与我年龄差不多，而且志同道合，都愿意为出版事业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但也有年龄大的，实属我的前辈，如金永华先生，他是我创办“火凤凰”基金的参与者与合作者。我是个普通教师，两手空空，想做出版但手里没有资源，一定要与出版界、期刊界的编辑朋友合作，说得更深入一点，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共同希望去实践一条符合中国现实可能的出版道路，弘扬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在这些长期合作、探索和实践中，无论成功或者失败，总是有一点风险的。所以我说，与我携手的同辈编辑们，志同道合很重要，要有风雨同舟的协作精神，互相支持，互相信任。这些问题我也会陆续讲到。

贾植芳先生对您的影响，本应该放到最前面谈的，但想问的太多，就放在后面一点。您曾经用“立德”和“立功”来概括贾先生。贾先生这两个特点对您的影响，似乎成了您在自我修养与精进学术之外，主动强调知识分子参与编辑、出版等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原因。另外，贾先生早年也进行过期刊编辑工作，您在《殊途同致终有别——记贾芝与贾植芳先生》《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等文章里都提到过，可否再具体谈谈？

贾植芳先生对编辑工作是非常看重的。他经常对学生说，做一个大学教师，不仅要做学问讲课，还要多学几门外文，会翻译，也要学会编书。他是把写书、译书和编书看作一个大学老师在课堂外工作的基本技能。大约在贾植芳先生的年代里，大学教师主要工作就是讲课，不那么重视科研，所以贾先生才会强调写书、译书和编书，主要还是鼓励教师要有科研成果。他指导研究生，也总是鼓励学生从事翻译、编书，这方面他留下了很多科研成果。贾先生对编辑的重视，还表现在他与胡风的关系上。他与胡风就是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从素不相识到肝胆相照，贾先生一直把胡风看作亦师亦友的引路人，这就是一个优秀编辑的感召力。胡风先生是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大编辑，他把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诗人送上了文坛，以至于他们对胡风先生充满感激之情，即使遭受巨大劫难，也没有丝毫动摇。我是在贾先生身边直接感受当年“胡风分子”对胡风的感情，这种感情很难用今天的功利主义话语来解释。从胡风的人格中，我确确实实感受了一个编辑具有昂扬的主体性是何等重要。他树立了一个好编辑、大编辑的榜样。贾植芳先生的编辑经历，在他早期活动中并不多。先生早期属于流浪型知识分子，生活漂泊动荡，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编辑岗位。大约在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编过《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不过时间很短。先生在《狱里狱外》里回忆过这些事。

您曾说过，自己的编辑生涯始于港台访学期间。但据我了解，您刚留校时就担任了贾先生的助手，参与了《外来文艺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资料汇编的编辑，以及《巴金专集》《巴金生活与创作自述》《巴金研究在国外》等书的编辑与翻译工作。您在与吴天舟的访谈中提到，从贾先生身上学到了许多编辑的基本技能。能否说，这些经历对您产生了直接影响？

我大学毕业留校，中文系领导安排我担任贾植芳先生的助手。主要的任务，就是协助先生编辑《外来文艺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资料汇编。当时社科院文学所主持一个大项目，“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被列入国家“六五”社科规划，是一套大型的现代文学资料集，有一百多个子项目。贾先生是丛书的编委之一，承担了“文学研究会资料”和“外来影响资料”两种子项目。先生的工作团队里有苏兴良老师和何佩刚老师，还有中文系资料室的好几位老师。《文学研究会》资料汇编很快就编出来了，分成上、中、下三卷出版。但外来影响资料过于复杂，迟迟没有编成。我毕业留校后，先生就让我加盟这个团队，那时还有他的研究生、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孙乃修，我们一起负责搜集材料。我们俩到北京的国家图书馆翻阅旧报刊，整整一个暑假。那时还叫北京图书馆，在皇城根那儿，设备很简陋。整个阅览室只有一个带放大镜的阅读器，为了读缩微胶卷，只能每天起个大早，到图书馆门口去排队，排在第一名，才能使用这个阅读器。我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所以能够顺利阅读。每天第二个到的，是一位来自天津高校的学者，是鲍昌的弟弟鲍晶。他研究刘半农的资料，也要查阅旧报刊，但总是拿不到那个带放大镜的阅览器。有一天他发了狠心，天没亮就守候在图书馆大门口，我落后一步，他哈哈大笑说：“今天我赶早了。”结果，那天我只能用没有放大镜的阅览器，看了一会眼睛就发胀发痛，无法继续下去。鲍晶先生年纪比我大许多，他刻苦治学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套大型资料汇编为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基础和研究规模。贾植芳先生是这个大项目的推手之一，在编外来影响资料时，编辑思路、编辑方法，他都是独有的，他不断地指示我们，教我们怎样利用图书馆查阅旧报刊，要我们收录的每一条资料（包括目录）都必须来自原刊，还要我们注意外来思想的传播，他强调外来文学思潮不能脱离思想，所以也要关注尼采、卢梭、托尔斯泰、易卜生等西方思想家在中国的传播、影响等。我在编辑这套资料汇编的过程中学到很多很多，不仅是现代文学的知识，还有当一个好编辑应有的眼界、技能和基本素养。我一生受用无穷。

如果说，巴金给予我的是精神上的境界引领，贾植芳先生则是手把手教我做好一个编辑。他把我引入学术之门，最初就是指导我编书，你刚才提到的《巴金专集》《巴金生活与创作自述》等几本书，都是先生让我参与编辑的。《巴金专集》是先生带领他在资料室的工作团队编辑的，我没有参加编辑工作，只是帮先生翻译了几篇国外研究巴金的论文；《巴金生活与创作自述》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约稿，先生有意指导我编辑，我记得先生的编辑构思很特别，在收录巴金生平创作的文章以外，特意加了“巴金的交游”一组文章，先生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一个人的交游里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全貌。在这套“自述”丛书里，我们这本书编得特别厚实，内容也很丰富。许多年以后还再版过。

《巴金写作生涯》

贾先生“立功”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他十分重视教书育人，这一点也影响了您。所以在1986年您就主编出版了《夏天的审美触角》。其实您在教育方面的很多实践，也离不开编辑出版的社会实践。我想问的是，您在20世纪80年代的编辑出版工作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策划火凤凰系列丛书最大不同在哪里，是不是在于还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观念？

原本教育与出版分属不同行业，但从知识分子的责任角度来看，二者与著书立说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岗位意识。这个想法，我在谈论孔子的时候就说过，孔子本人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大作为，但他做了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开私学，有教无类，广收弟子，有人能够传承他的学说，二是编教材，把古代文献整理编辑成教材，后来传说的“六经”，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规模和基础。孔子的《论语》也是学生们记录整理出来的，他本人没有完整的学术著作，但是通过编纂《春秋》，整理上古文献，编辑民歌民谣，构筑了完整的中国上古文化结构，包括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史哲和政治学。你再看他删定的《诗》三百首，既有不同地域的民歌民谣，也有士大夫的诗歌，还有贵族祭神祭祖的仪式音乐，从民间到庙堂，从感性的情诗到抽象的颂歌，“风、雅、颂”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文化结构。孔子不是作家，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他是伟大的编辑家，伟大的教育家。

我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知识分子岗位的三位一体，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构思。其实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有可能做到三方面的成就，尤其是把三者有机地融合。这是需要知识分子自觉的主体追求。我们不妨追溯一下：先说胡风吧，胡风是一个广场型的知识分子，他是诗人，批评家，又是编辑，他的卓越能力体现在他在编辑岗位（《七月》《希望》等）上指导、教育、培养大批的文艺青年。他虽然没有在大学里教书，但他在编辑岗位上培养了许多年轻作家和诗人，他们也愿意追随他，这样他依然达到了著作、出版、教育三位一体。鲁迅也是这样，鲁迅早先当过教授，编过讲义和教材，做过学术研究，也影响了一批学生。但更多的是鲁迅通过编刊物，办社团，出版丛书，培养了大批追求进步的青年。鲁迅到上海定居后，不再从事教育工作，专心著书立说，但是他身边总是聚集了青年人，把他奉为导师，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团结、影响了青年人的成长。胡风就是他身边成长起来的最卓越的学生之一。这仍然体现了三位一体的知识分子的岗位。

贾植芳先生是我学习先贤们的引渡人，他在我的面前树立了有血有肉的榜样。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高校教书育人，身份也由作家变换为教师，这个转型，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够完成的，但贾先生做得非常之好。他在20世纪50年代以魅力、学问吸引了复旦学子。章培恒先生、施昌东先生、范伯群先生、曾华鹏先生等等，都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先生曾告诉过我，那时学生毕业要写论文，先生就布置了四位作家的传记：王鲁彦、冰心、郁达夫、朱自清，四个学生承担了，其中就有范伯群和曾华鹏，先生不仅指导他们的论文写作，还联系了泥土社，准备推出一套现代作家评传丛书。结果1955年胡风冤案导致先生被捕入狱，学生都作鸟兽散，其中也有受到牵连的。但是范、曾两位在艰难岁月里始终没有忘记老师的教诲和学术的责任，他们合作研究，继续钻研，终于完成了郁达夫、冰心、王鲁彦的评传，这些书在20世纪80年代都相继出版。有一次，我在先生家里看到新出版的《王鲁彦评传》，是曾、范两位先生合作署名的，扉页上龙飞凤舞的一行字是范伯群先生的手迹：“先生，二十五年前的作业，我们今天来交卷了。”我记得我读到这句话时，眼睛就湿润了。贾植芳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的关系中，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编辑出版，全有了。

所以我想，即使我没有提出“三位一体”的知识分子“岗位”，其实它早就存在，一直是先贤们实践的道路之一。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探索知识分子道路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特点，并且把它说了出来。我在20世纪90年代确实有意识地尝试去实践它，但是即使我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大概在无意识中也会这么去做的。至于出版与教育的结合，一般人可能仅作编教材而言，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个集体项目，把学生带动起来，直接参与学术实践。你刚才提到的《夏天的审美触角》就是这样一个项目。这本来就是一门课，我在上课形式上做了改革，把学生直接推上讨论的讲台。这种讨论课的形式在当时还不多见，很受学生的欢迎，参加这门课的八二级学生，像郜元宝、宋炳辉、包亚明、王宏图、严锋、刘旭东等，后来都在学术领域做出了贡献。至于编这本书，倒是有一位曾经来旁听我的课的上一届学生，叫高晓岩，他毕业后在北京的中国工人出版社当编辑，他经常回到母校来，我当时把学生的每一篇讨论实录都发表在刊物上，他注意到了，就来找我，提出要编这样一本书。我把这本书设计成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学生的讨论实录，第二个是学生与作家、评论家的课堂对话，第三部分是学生的论文（课堂作业），基本上都围绕着课堂教学内容，本来我前面还有一个概述，讲“新时期文学十年”（那时候是从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开始讲起，讲到1986年）。但讲课时只有一个提纲，要补充许多内容，花太多的时间，高晓岩又催得急，我就取消了这个概述部分。所以这本书里我只起了个催化作用，主要突出的是这批优秀的复旦中文系学生。高晓岩做责任编辑的作用也是主要的，书名也是他取的，封面设计等都是他做的，我很喜欢。这本书出来后产生过一些影响，我当时收到不少青年读者的来信，向我打听那些参加讨论的学生情况。

《夏天的审美触角：当代大学生的文学意识》 陈思和主编

《夏天的审美触角》是我与学生一起编书的开始。编辑工作有它的特殊性，它的工作量比较大，需要与人合作。一个作者独立完成一本书完全可以胜任，但进入编辑出版阶段，你不可能自己又当编辑又做发行；编辑一套丛书，也不可能一个人独自包揽下来，编词典或者大型的文献项目，挂的是主编名字，编委名字，但凝聚的也是大量专家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心血，这一点不可忘记。所以，著述可以一个人独自完成，教育必须有对象，教学相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是二元的结构关系；而编辑出版是工程项目，凝聚着集体的力量。除了与出版社编辑们有很好的合作外，还有就是团结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完成。在我最初的编辑活动中，与我合作得最好的，主要是我的学生，八二级的同学是我最早的编辑助手，有些同学与我一起坚持合作了几十年。

现在聊聊您的编辑生涯的起点，即为台湾业强出版社编辑出版丛书。您对《陈思和编辑出版文选》的目录编排似乎也说明了这点。您能否谈谈有关这方面的编辑活动？

目前我要详细谈这方面的情况还有些困难。事隔三十多年，我手头没有保存相关资料，譬如连一份业强的出版物详细目录也没有。最近又搬动过一次书房，原来放得好好的书都搬乱了，一时找不到。所以，今天只能讲个大概情况，以后有机会再做详细补充。

说来话长，要从1988年我陪同贾植芳先生与师母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说起。先生访港半个月，住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那里以前是钱穆先生工作过的地方。先生结束访问离港后，我应李达三教授邀请，留在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继续做访问学者，一直到8月才回上海。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内地，那时内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环境还相当封闭。我在香港看到了一个八方来风的广阔世界，接触交流的人员也就多了起来。通过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教授的介绍，我结识了来自台湾的陈信元先生，他比我大一岁，当时的身份是台湾兰亭书店的老板。陈信元热爱五四新文学，他把自己创办的出版机构取名兰亭，也有致敬鲁迅的意思。那个时候台湾“解严”还不到一年，大陆的书籍仍然是禁书，陈信元经常去香港购买内地书籍，主要是买新文学作家的作品。我们一见倾心，就有了很好的交流。那时是1988年。

到了1990年，好像是夏天，我收到陈信元的信，说他要带几个朋友来上海，约时间与我见面。我很高兴，这样我们就在上海又见面了。我记得那天我去上海虹桥机场接他们，同去的还有陈子善。陈信元带了三个台湾朋友来，他们都住在东湖宾馆。见了面后，陈信元告诉我，他的兰亭歇业了，他加盟台湾业强出版社，担任总编辑，他希望能够把大陆的图书资源引入台湾，出版大陆作者的书籍。与他一起来的有三位，其中一位是业强的老板陈春雄先生，还有两位，我记得一位是儿童文学家谢武彰，还有一位翁先生，图书装帧设计师。他们都是第一次来上海旅游，顺便考察合作的环境。

我们的合作很顺利。业强正在策划一套“青少年图书馆”，希望引进大陆作者为台湾青少年撰写读物，主要还是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学。我当然乐意为推动两岸交流，尤其是让台湾青少年多了解大陆文化做些工作。之前业强在台湾已经出版了几种关于孔孟之类的读物，我们（主要是陈信元、陈子善和我）在这个基础上策划了几组选题，我记得一组是介绍古典文学，打头的是请孙逊先生编撰的《红楼梦》读本，章培恒先生作序、贾英编撰的《镜花缘》读本，骆玉明先生编撰的《水浒传》读本，张文江先生编撰的《老残游记》读本，等等，都由专家写导读推荐；还有一组唐诗宋词的赏析，也有现代文学作品选析，如吴中杰先生写《鲁迅作品赏析》、我写《巴金作品赏析》、宋炳辉写《徐志摩作品赏析》等，我们都写了导读和选析文章。我这里说的是我负责推荐的部分图书，陈信元后来又联系了其他大陆作者，也推荐了不少书，都是我不了解的。

这套“青少年图书馆”是业强推出的第一套两岸合作编辑的大型丛书，陈信元策划并且主编，我和子善都参与了组稿。业强出书出得非常漂亮，速度也快，几乎半年一个周期，就有一批新书出来，我们都非常振奋。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知识分子情绪普遍低落，收入低，出版著作困难，当时市场经济没有形成，出版社也没有自费出书一说，一本学术著作往往在出版社搁了好几年都无法出版。业强出版社考虑到向大陆作者付版税不方便，就采用买断繁体字版权的办法，一次性支付美元，对作者也不无小补。

当时与《青少年图书馆》一起推出的还有好几套丛书，其中我参与比较多的是《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也是陈信元提议、我和陈子善一起策划编辑的。这套书的选题是我与陈子善一起商量的，虽然说是以“中国文化名人”冠名，但我们的专业是现代文学，比较熟悉的也是现代文化名人，所以，我们就建议先推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传记，慢慢地再往上溯到古代文化名人。结果出版了30种左右，始终在现代范围打转，没有扩大开去。这套丛书筹划过程中，我们先定下内容，再分头约稿。选的多是该研究领域内有成绩的研究者，《鲁迅传》^[5]请王晓明担纲，《冰心传》请卓如担纲，《周作人传》请钱理群担纲，《沈从文传》请吴立昌担纲，《萧红传》请丁言昭担纲，《老舍传》请王行之担纲，《张恨水传》请袁进担纲，《巴金传》和《郁达夫传》分别由我和子善来承担。这套计划也没有全部完成，《老舍传》和《郁达夫传》都没有完成，这是很遗憾的。我勉为其难地写了半部《巴金传》，写到抗战结束，巴金创作最后一本长篇小说《寒夜》的时候，发现已经到十八万字了，超过了原定的篇幅。我考虑了一下，巴金的后半生不但经历丰富，而且心理的变化更加复杂，不可能那么简单地一笔带过，于是就决定停下来，先出版“前传”。没想到这么一停笔，就三十年过去了，“后传”就一直没有写出来。

这套书在台湾出版后很受欢迎，业强受到鼓励，不断扩大出版规模，入选的传主也越来越多，后来我又把传主扩大到文学领域以外，约了张元济、熊十力、陈寅恪、冯友兰等人的传记，大约出了三十种。

这次《文选》的第二卷编排时，您有意选了几篇当时为业强版图书写的序言，这几部书稿是不是特别重要？

不是的。我选的第一篇就是传记丛书的总序，介绍了出版缘起。除此以外，我没有专门为这套丛书写过有关编辑的文字。这套书是我第一次比较有意识地参与策划大型丛书，虽然是集体项目，但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在编辑丛书中体现我的主体性。当时陈信元是总编辑，负责具体的出版运作，我与子善负责组稿，选题由我们一起商量，分头约稿。我的想法是，第一次把大陆的知识分子优秀传统、把“五四”新文学、新文化的精神通过出版传播到台湾去，一定要真实、客观地为现代文化名人立传。我们所选的文化名人，大多生活在民国时期，他们的名字为在1949年前后赴台的读者所熟知，也许还有许多与这些文化名人沾亲带故的后辈亲友，所以我们必须以高度真实性来赢得他们的关注与信任。而且要客观，因为两地的文化名人都面临着一些历史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单一地使用其中某地的习惯用语来讲述历史，所以传记要采取客观的叙述语言描写历史大事件，尽量淡化那些容易引起歧义的语言，使这些传记著作能够顺利出版。

至于我为之写序言的几种图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苏曼殊传》原来不在选题之内，这本书的作者是贾植芳先生的学生，在上海大学任教。他获知我正在为台湾业强出版社编丛书，主动向我推荐了他正在写的苏曼殊传记，我觉得他写得不错，但是写法与一般的传记不太一样，与我对传记的理解也不一样，我担心这样一本书放在丛书里有点不协调，但我还是支持他的著作在台湾出版，于是就为他写了一篇序言，分析了这本传记的一些特点，顺便在序里介绍了丛书的编辑构思，以补充“缘起”里没有展开的思路。《一篇序文的说明》涉及编辑过程中的一次失误，由于大陆和台湾之间邮路不畅，舒芜先生为钱理群著作写的序言没有赶上出版。我写这篇短文是公开向舒芜先生道歉。文章是我主动写的，并与舒芜先生的短序一起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舒芜先生没有反馈意见，后来他把自己的序文收入随笔集《串味读书》，也把我这篇短文作为附录收录了。这次我把它收进《陈思和编辑出版文录》，是不忘教训的意思。

《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岗位——陈思和编辑出版文录》

我想再请教，您在台湾编的这套人物传记丛书，后来在大陆都出版了简体字版本吗？

20世纪90年代初，业强在台湾推介大批大陆作者的书，可以说有破冰意义。陈春雄先生非常了不起！有眼光！1949年以后，大陆作家的著作无法传播到台湾，由此还导致台湾书肆流传许多改头换面的大陆盗版书。业强出版社认真买了作者的繁体字版权，第一次在台湾大规模出版大陆作者的书，真是功不可没！那时台湾出版业正处于繁荣状况，出书用纸质量、装帧印刷都相当考究，一本十五万字的书籍，看上去与大陆出版的三十万字左右的书籍差不多厚实。《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有几本是作者直接把大陆已经出版的著作压缩改编的，如《冰心传》《周作人传》，大陆版都有三四十万字，而台湾业强只需要十五万字左右，作者自己进行删节。这样等于海峡两岸同时出版了。传记丛书大部分著作是原创，先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那时大陆出版业处于改革初期，还有很多困难，个别作者自己找到出版社，出了简体字版，像金梅先生《傅雷传》，我还应作者之邀为这本书的大陆版还写过一篇序言，但大部分著作都没有出版。那时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很少，在台湾出版的书，大陆读者无法读到，而且台湾书价贵，作者也不可能买许多本随意送人，所以，作者都有两岸出书的要求。于是我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商量，策划一套“世纪回眸·人物系列”丛书，把其中一部分传记推荐给大陆读者，另外也约了几种新写的传记著作。这套传记丛书的简体字版还是有不错的口碑的，出版界也没有其他同类著作来替代它。不过，有两本著作始终没有简体字版。一本是沈卫威教授写的《艰辛的人生——茅盾传》^[6]，另一本是王观泉先生写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7]。而这两本传记恰恰在同类传记中内容最为真实客观，作者也敢说真话，至今在同类传记里还是无法超越的。如此看来，业强版的传记丛书至今仍然是不可取代的。

您这段历史我们以前都不知道，还是想请您谈谈，既然您把为业强编辑丛书的经历看作“编辑生涯的起点”，这段经历与后来您策划编辑“火凤凰系列”有直接关系吗？

当然是有的。我的正式职业是在大学教书，教师是我的第一工作岗位，其次我是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著书立说是我的第二工作岗位。一个大学教师既要教书育人又要从事科研，两者合二为一。而我从事编辑工作完全是业余的，是在日常工作以外的工作，在学校里不算工作量。另外，我始终没有在出版机构工作过，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学过正规的出版编辑专业，完全不懂市场营销那一套。我对编辑工作略知一二，仅仅来自有限的实践经验，就是编书，这种实践是从为业强编书开始的。以前仅是出于爱好，或者仅是作为教书著述的副产品。然而与业强合作编书开始，我确认了编辑工作的价值与意义，也就是确认了编辑工作与我试图一生为之奋斗的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的人文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实践遭遇了一个转折与转弯。转折是一种客观路向的突然改变，许多人为之感到晕头转向，“五四”以来传统的广场型价值取向受到挫折；转弯是一种主观上的迂回和选择，重新选择自己可以走的道路。譬如大批知识分子选择出国，这是一种时代的选择，后来成为一股“洋插队”的社会潮流；下海经商也是一种社会潮流，背后当然也有价值取向的转换趋势。对于我来说，当时就很清楚，第一是不会盲目出国，第二更不会下海经商，所以肯定选择坚守的道路。但是坚守本身也意味着转弯，在价值取向上说，就是从广场到岗位。我本来在大学教书，经济上没有太多所求，即使不介入出版编辑领域，也可以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但是意外获得了参与台湾业强编辑丛书的机会，平台就更加广阔了。第一，这个平台跨越了海峡两岸，我1988年初访香港，认识了不少香港的学者朋友和媒体朋友，我开始在香港报刊上投稿写作，现在又与台湾朋友有了合作机会，这样我的学术圈和朋友圈扩大了，“一国两制”的存在，为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第二，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编辑出版能够直接、迅速与社会发生关系，比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更加直接地干预社会风气。这就促使我去尝试编辑“火凤凰”系列丛书的实践，从而确立知识分子岗位“三位一体”的新价值观念。

您发表《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两篇文章的同年，王晓明老师正好组织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关于“知识分子何为”的话题，好像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疑惑与追问。相较于王晓明老师，您似乎更看重实践性与民间性。

“人文精神寻思”讨论与我在出版领域的实践是有关的，但不是因果关系。我在《从广场到岗位》说过这一点。我的出版实践确实来自我对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自觉，是尝试性的实践。我写那本书的时候，原计划里有一节是专门谈“火凤凰”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但是后来写着写着就写偏掉了，偏重在一些文学史理论概念中兜圈子，实践的部分反而插不进去了。你现在问这个问题，我可以多说几句。我觉得“人文精神寻思”面对着市场经济大潮，并不是要问“为什么”？而是问“怎么办”。中国改革开放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再进一步走向与国际接轨，这本身是势不可挡的发展潮流，我们要讨论的是，面对这股改变千百万中国人命运的大潮，我们该怎么办？这个“我们”也不是指具体的你我个人怎么办，而是指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这场改革大潮应该怎么办？这个情况有点像我们今天面对着人工智能时代，人人都在嚷嚷，人工智能当然也将是一场深刻改变人的命运的社会发展大潮，它势不可挡，我们无法去讨论它为什么到来？或者该不该到来？只能思考我们怎么办，怎么应对？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在大变局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当时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也是同样的情况，人人都嚷嚷，社会上充满着抱怨，忧心忡忡，但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办？这种时刻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就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理性声音。

《从广场到岗位》 陈思和著

我当时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办？我提出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的转换、岗位意识的确立，甚至讨论五四时期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如何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都是围绕这个出发点。这不是一个深奥的理论问题，主要是实践。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形态不再是铁板一块，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有了很大差距，文化落差的缝隙扩大了，这就给人的主动性提供了开阔的实践空间。很多人南下深圳、海南，下海经商，这本身也是一种选择的空间，不能说没有主体性在里面。我也不认为市场经济本身不可取，也不是资本不可取，而是如何用人文精神投入其间，发扬它积极、活力的因素，及早遏制其消极的弊病，起到理性引导的作用。这是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证明的，没有现成方案。俗话说知难行易，其实知难，行也不易，没有行动，知可能就是一句空话，大话。这从大局说，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就具体人文知识分子可能产生的影响力而言，就坚定自身信心和立场而言，知识分子也需要实践，到社会去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和摸索。

这种实践首先是要高扬知识分子独立判断的精神，要有批判社会，尤其是批判资本社会的精神。知识分子独立判断的依据，不是种种历史遗留的传统法则，更不是急功近利的政策条文，而是亲身在民间实践，亲眼看到社会上的普通人究竟是获益了还是受到伤害，普通人的人性获得了自由释放还是被更加压抑。“民间”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会产生不同的含义，有社会现实的意义，也有文学审美的意义，我现在说的是社会现实的“民间”。我觉得这是20世纪90年代倡导民间性的根本宗旨。知识分子到民间去，才能看得清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才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我觉得20世纪90年代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潮流，你可以考察人们各种道路的选择，都离不开实践性和民间性。

我的疑问在于：“人文精神大讨论”正是面对市场经济大潮而起，而现代出版业首先作为一种商业活动，您恰恰选中了它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回应市场大潮的可能途径，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吊诡的矛盾？

现代出版当然离不开商业活动，但商业活动本身可以包容人文性，就像中国古代有“儒商”一说，固然不是指商业的属性，而是指从商过程中的人文情怀与人文主体性，譬如诚信的坚守。当年我与李辉写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章，初稿出来后请教吴朗西先生。吴先生看到我们在文章中一再强调文生社崇尚理想主义，不计利润报酬，他就纠正我们说，办出版社总是为了赚钱，不会做赔本买卖。我们几个创办人确实是不拿工资义务劳动的，但是我们那时都有别的工作收入，巴金也有稿费，所以我们能够为理想去办一家出版社，但出版社本身是赚钱的，文生社的职工也都是拿工资的。吴先生的话引起我的思考，我们还是需要用辩证的观点来处理理想与经济的关系。人文精神不在于拒绝经济大潮，更不是拒绝商业活动，而是要实践如何在经济活动中贯穿人文性，体现人的主体追求，这才是最需要强调的。

您追溯的张元济、严复等知识分子参与现代出版寻获民间岗位的时代，是一个现代中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在那个年代，或许资本还可以为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留有回旋的余地，这种回旋的余地在20世纪90年代，在一个将 “经济发展”视作唯一重要标准的特殊年代，究竟能够残留多少呢？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的特点。我这里讨论的知识分子的岗位都不是庙堂型的，只能走民间的、实践的道路。他们的成功可能都是短暂的，但其实践所产生的意义却是长远的。像文化生活出版社这样理想状态的知识分子实践，不过就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再往后发展也出现了问题。但是理想超越了时空，成为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现在时代所遭遇的，不纯是将“经济发展”视作唯一重要标准的问题，当然资本对理想的实践有威胁，但不是主要的，经济之上还有更高的利益掌控。我的理解是，做一个知识分子要勇于实践，携带着理想去实践，努力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但不必计较成功能够延续多久，更无须计较成功会带来多少利益。以前读《五灯会元》，它有一句话：“此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石火电光，稍纵即逝。但从一个更大的维度来看人生，人类社会哪一件事情不是石火电光？关键是已经发出火光了，就有了开创世界的理想与意义。做一点是一点吧，创造人生的价值。

1994年左右您筹备的“火凤凰”基金，以及后续出版的“火凤凰”书系，应该是您最看重的丛书之一。您为什么会想到要筹办、主持这么一个学术图书出版基金，又是如何筹办起来的？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要取“火凤凰”这样一个名字？

在我的精神资源里，一方面是“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重新唤起了我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热情，但我不想再蹈广场型知识分子的覆辙，只是想做点实在工作，切切实实地探索知识分子实践的可能空间。这时候，张元济等先贤们就成了我心中的偶像。我希望从身边的事做起，确定自己的岗位的边界和含义。另一方面，我因为与陈信元、林燿德等台湾朋友的合作，走出了一条与海峡两岸暨香港交流沟通的道路，也是一种跨海峡的平台。两者的结合，使我产生了把与业强合作的经验搬到内地（大陆）的想法。当时海峡两岸的出版形势差异很大，内地的改革浪潮刚刚掀起，市场经济冲击了国有体制的出版机构，原来属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部门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商业机构，同时还必须顾及原有的功能和属性，出版社举步维艰，那时还没有实行改制转型，政治压力没有减轻，经济压力又特别大。而在另一个领域，私营企业蓬勃发展，书商、民营书店也开始萌动，就像现在初春季节，地面上可能还结着冰，但地底下暖气已经微微上升了。

当时我身在学府名校，周围环境也不平静。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社会上掀起新一波的“读书无用论”，所谓“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怪话泛滥成灾，动摇着年轻教师志于教学科研的信念。一是对摆脱困境的前景缺乏信心，二是高校教师薪水不高，经济压力大，许多年轻教师就选择出国，这也算是一种“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吧；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下海经商，还有许多人纷纷应聘到深圳文化单位，如深圳大学，那里好像收入高些。我身边好几位同事都是这样离开复旦的。前面说过，我在经济上没有困难，1988年被评上副教授，1993年被评为教授、博导，在工资收入以外，还有稿费做补贴。那几年我每学期都在外系讲授现代文学史课程，工作很轻松，自己还在外文系自修德语，一周要上16节课，剩下的时间就读书和写作。生活安定，但内心不平静，尤其是在“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以后，我一直想寻找一个新的知识分子实践自己理想的途径。当然，我安心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实践，不过我那时还年轻，想多做一点工作，参与社会实践。我之前为业强编书，或许是一种偶然机遇；但是从策划“火凤凰”系列丛书开始，是主动去寻找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这个机会，说偶然也偶然，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来到了。我在读书时认识一位朋友，是复旦大学附近部队里的一位连级干部，叫王欣。他是个胸有大志的人，经常来复旦旁听各种课程，那时我们就有了一点面熟的交谊。王欣与复旦好多青年教师都相熟，相互说起来，对方的情况也都了解。他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园林专家，规划过杭州西湖景区。后来王欣转业到浙江日报社当记者，我们之间往来就多了起来，关系也很好。市场经济大潮兴起后，他辞职下海去了南方，才一两年，我们就收到他的来信，他告诉大家，他做房地产突然发迹，成为一个当时社会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他的故事传奇般的，且不去说，不久他返回上海，开着自己的车，从海南一路开到上海。见到我们一般朋友，大有“苟富贵，无相忘”的慷慨，分享他的成功。我记得他来上海，第一次见到我，就邀我乘上他的私家车，在刚刚通车的内环高架上兜了一圈，兴奋的情景我至今未忘。我为他的成功感到高兴。当他直截了当地问我，需要他什么资助，譬如要出书补贴啦，买什么大件啦……我也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个人不需要资助，但是我有一个理想，想办一个出版基金，专门补贴青年学者的著作出版。那时国家还没有出台大批的资助项目，学术著作的出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淡。我当然无法普度众生，我只是想筹办一个小小的出版基金，出几套丛书，帮助我身边的青年学者出版他们的著作，坚定他们的专业立场。通过这样的出版活动，在充满迷茫的社会风气中可以确立一些坚定的精神因素。

不用说，这是我盘算很久的计划，精神榜样可以溯源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具体编辑经验直接来自业强的编书经历，而资金，现在王欣慷慨解决了。一切都水到渠成。王欣当场答应先给我十万元。那个时候，这是一笔可观的资金了，十万元钱差不多可以买一套小型的商品房，或者作为生意创业的“第一桶金”。王欣给我资助但不希望我张扬，更不需要冠名他的企业，“只要朋友高兴就好”，他是这么说的。我想到了“火凤凰”的意象。这个意象来自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意指理想之重生，这个理想，就是吴朗西、巴金等先贤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接着我从鲁迅的手迹里选了“火凤凰”三个字，就把这笔钱定名为“火凤凰出版基金”，目的就是补贴学术著作的出版。

您好像提过，当时您还向巴金老先生请教了在“文生社”时编辑丛书的经验，“火凤凰”的题词也是他题写的。

是的。不过时间上还要靠后一点。我筹划“火凤凰”出版基金，先找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张珏和金永华，他们都是我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张珏为我责编过好几本书，《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的简体字版就是在上海人民社出的，紧接着我又编了第三本编年体文集《羊骚与猴骚》，也是张珏责编的。金永华先生是我的前辈，学的是世界史专业，20世纪70年代参加过多卷本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的编撰工作，20世纪80年代主编过上海名重一时的读书杂志

《书城》，20世纪90年代初杂志一度停办，金先生转岗到出版社当编辑室主任。张珏责编的两本书，他先后都审读过。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还是喜欢《羊骚与猴骚》，看上去是一篇篇短文章，但很有意思。”停了一会他又轻轻说：“骚味难得。”我知道他读出了我文章所含的曲里拐弯的意思，会心一笑，视为知音。于是我们三人成为很好的朋友。所以，我首先把创办出版基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我们三个人是“火凤凰”的基本成员，老金非常支持，他主动承担起“火凤凰”的基金财务工作，成为“火凤凰”的“总管”。

接着，我去找了上海文学基金会的负责人李子云老师，谈了我的想法，她也非常爽快地支持我办“火凤凰”，传承吴朗西、巴金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精神。“火凤凰”资金微薄，无法单独建立基金会，她一口答应我把“火凤凰”出版基金挂靠在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成为它的一个子单位。所以我后来一度也参与了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的工作。李子云老师还特意约了王元化先生，又一次听取了我创办“火凤凰”的想法。我说了要补贴学术著作出版的目的，同时也强调了一下，“火凤凰”只是挂靠在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具体工作是独立自主的，等到条件成熟，就分出去建立基金会。王元化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边笑着边说了一句俏皮话：“明白明白，自由结婚，自由离婚。事先就说好了。”王元化先生是不是担任基金会会长，我想不起来了，应该是的，李子云老师是具体负责人。王先生和李老师对我的想法和做法都表示支持，他们也得到了一些启发。王先生对李老师说，其实上海文学基金会也可以这么做，自己来策划出版丛书，于是又提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先生主编“文学集刊”的话题。后来李子云老师确实用基金会的名义主编了“世纪回响”丛书，一共三套三十册：一套创作卷，一套评论卷，第三套是外来影响卷。我参与了其中第三套的主编工作。

这样我很快就解决了合作伙伴和挂靠单位的问题，从而避免了许多事务性的麻烦。接下来就可以考虑出书了。我就去请教巴金先生。巴金先生很支持我的尝试，他告诉我，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主要的创办人都是不领工资的，印书的纸张也可以赊账，所以成本不高。一本书只要印一千本就够本了，再重印一千本，就可以赚钱了，而现在出版社的弊病在于成本太高，尾大不掉，操作起来就很难。他还应我的要求，为“火凤凰”题词，竖的横的都写了好几张。巴金先生对“火凤凰”最大的支持，就是答应我把他在《随想录》以后发表的文章搜集编辑成书，列入“火凤凰文库”的第一本。他亲自取书名为《再思录》，这是他晚年非常看重的一本书。在计划中，他还打算写下去，出《三思录》……

第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选中的青年学者后来都成为各高校的重要学者，这套丛书对于他们成长应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好像也有很多青年学者正是在学生时代读到了这套书，才选择走上学术之路的。

第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主要是想为青年学者推出第一本书。以前上海有“萌芽丛书”，为青年作家出版第一本文学创作集子，但是文学评论的第一本集子则更难出版。20世纪80年代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过“新人文论”，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推出过“牛犊丛书”，对我这一代的青年学者、批评家有过重要提携作用。可惜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以后，出版界纷纷向钱看，学术著作出版陷入低谷，遑论文学评论集，更遑论青年学者的论文集。我个人的体会与高校评价体系的普遍看法不一样，当时高校评价重视学术专著，而我却觉得单篇论文更有价值，更能够呈现作者的独创之见。所以我的设想，推出的“火凤凰”系列的第一套是文学评论集，作者大多是复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或青年教师，他们才华横溢，已经发表了许多论文，我也都读过。我邀请王晓明教授一起来编，他负责挑选华东师大的作者。考虑到青年学者知名度可能不够，我、李振声和蔡翔也编了自己的评论集放在丛书里面，成为两代评论家的“合集”，但重点依然是推荐青年学者。我推荐了郜元宝、张新颖和王彬彬，他们都是复旦中文系的研究生；王晓明推荐了胡河清、罗岗和薛毅，他们都是华东师大的研究生。后来我又策划了一套“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推出的青年学者有张业松、严锋、陈引驰、杨扬、张柠，他们也都是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的研究生。这些青年学者，除了胡河清早逝以外，其他人毕业以后大都在高校里教书育人，坚守在学术岗位上。

“火凤凰新批评文丛”

“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是在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李东是责编，雷群明是社长。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李东也是我第二本编年体文集《马蹄声声碎》的责编。学林是一家专门出学术书籍的出版社，那时刚开始试行补贴出书，费用不高。我与出版社讨论，每本书补贴一万元。第一辑六本，出版后卖得很好，很快就再版。出版社也很高兴。第二辑开始就不再补贴了。我那时曾多次与出版界的朋友说过：“真正的学术著作，是不会赔钱的，但你必须出得好，出得认真。”但这话没人听，我想，还是要用实践来证明。“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第一辑的出版过程中，我与李东合作得很好。他也是个认真的人。我们把握好每一个细节，封面是请人民社美编王晓阳设计的，修改了好几次。王晓阳的设计图案非常细腻，而且细腻中有大气。书的扉页设计了巴金先生的题词。王晓阳还介绍了著名装帧设计家任意先生为“火凤凰”设计了logo（标识）。就这样，在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集体努力下，“火凤凰”一出版就获得了社会上很好的口碑。以后我接连推出几套“火凤凰”系列丛书，基本上都没有给经济补贴，出版社也没有亏损，还赚得了很好的口碑。

2014年北岳出版社出了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时隔了20年，这是您主动策划出版的吗？现在距离第二套也已经过去了11年，还有第三套“火凤凰”的出版计划吗？

呵呵，你刚才问道：是不是有很多青年学者在学生时代读了这套书，选择走上学术之路的？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当时确实有许多青年学生因读“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受到影响的，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续小强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他是“八〇后”青年，读到“火凤凰”应该是在学生时代，当他担纲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后，与金理等青年批评家一起策划了这套批评丛书，作者也都是“八〇后”的年轻人。他们愿意用“火凤凰”的名称来冠名丛书，我当然支持他们。这说明“火凤凰”在他们青年人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还有一个，云南的青年评论家周明全，他也是在年轻时读到“火凤凰”，一直把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研究、追求的目标，他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也主动推出类似的批评家丛书。我都是支持他们的。不过要声明，这些书都不是我策划的，只是为了支持他们工作，答应挂上一个主编的头衔。至于会不会有第三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我想以后肯定会有类似的青年评论家著作丛书出版的，但冠不冠名“火凤凰”，无关紧要啊。

“火凤凰”系列陆续出版了“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火凤凰文库”“火凤凰青少年文库”“火凤凰学术遗产”，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结构，分别对应了“当下”“过去”“未来”和“历史”。不知道您这是一早就策划好的，还是在参与策划出版的过程中逐渐明晰的？

我应该承认，我这个人的生命意识特别强烈。我文字所体现的内在文化结构里确实有一些联系到生命运动的因素。但我是不自觉的，只是这方面表现多了，自己也会意识到。我比较早的时候编辑过一本书，叫《生命六十章》，本来只是一本“文学描写字典”，把中外文学名作中描写心理活动的段落摘下来，编成一本书，很简单的。但是我后来把它构思成了一本描写人的生命从诞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的心理的篇章。还有就是我自己的编年体文集，第一个十二年、第二个十二年、第三个十二年……一遍一遍在轮回自己的生命轨迹，尤其到了第三遍轮回的编年体文集，我就用了一系列与生命意象相关的书名：“耳顺”“流水”“未完”“碌碌”“从心所欲”……我不是预先设想好的，到了出书的时候，自然就这么想到了。编“火凤凰”也一样。事先没有设想过这样的四个方面，到了最后编“火凤凰学术遗产”时突然想到了。

“火凤凰学术遗产”被提得很少，您在一篇关于这套丛书的文章里好像专门提到了“图书发行”的问题，是不是当时出版社还是比较担心这套书的销量问题？

我策划“火凤凰”系列丛书到了编“学术遗产”时，整个势态已呈强弩之末。我做事情本身都有独立的追求，都有针对性，旨在纠正时弊，“新批评文丛”针对学术著作出版困难，“文库”针对当时流行的软性读物，“青少年文库”针对应试教育，等等，21 世纪开始，中国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上去了，国家也拨出大量资金来资助学术项目和出版，高校也因为“985”“211”等计划摆脱了相对贫困状态，教师的科研条件大大好转，学术著作出版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我当初想做的出版补贴工作已经失去了紧迫的意义。后来在一轮海南房地产跌落的风波发生后，我把基金剩下的资金也都交还给王欣，正式歇手。“火凤凰学术遗产”没有贴钱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承担了所有的经济压力，潘雨廷、李笠、朱东润、陈子展、邵祖平、龙榆生都是煌煌大先生，一代宗师，他们身后留下的著作，即使不列入“火凤凰”出版，也足以垂世不朽。

“火凤凰系列丛书”以外，您还策划过单行本的出版吗？这些单行本是不是也可以归入“火凤凰”系列？

“火凤凰系列丛书”以外的单行本不多，主要就是我用“火凤凰”的名义印过巴金的《随想录》手稿本。巴金先生写《随想录》的时候，已经年迈，有老年疾病，握笔无力，他曾经亲口与我说：他右手握着笔，手颤抖着，字写不到白纸上，他不得不用左手去推右手。而且当时写作没有很好的复印设备，使用一种“蓝印纸”，放在两张重叠稿纸之间，复印效果很不好。他的第一张手稿是寄给《大公报》供编辑用的，第二、第三份复印件才留底，后来都分头捐给了上海图书馆、现代文学馆等单位。我那时看到有一家印刷单位把《随想录》印成繁体字线装本，那位老板也爱好巴金的《随想录》，印得不错，但我觉得，把《随想录》印成线装本固然好看，但与这本书的战斗性内容有点格格不入，于是就想到了印《随想录》的手稿。我觉得一个人的字迹是能够传递生命信息的，手稿本身也能传递出巴金先生晚年心迹。

征得巴金先生的同意后，我就四处去搜集《随想录》原稿，得到了很多单位的支持，但是最终还是少了九篇手稿，而且大部分留底的手稿复印效果都不好，有些手稿影印出来如同一张白纸，无法这样送到印刷厂去印刷。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贵人出现了，是上海松江紫丹印务有限公司的张寅先生，他非常年轻，事业有成，怀着对巴金的崇敬，帮助我完成了这一心愿。紫丹印务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印刷设备，有一种德国进口的显现仪器，张寅先生告诉我，只要纸上有过痕迹，不管肉眼是否看得见，这种仪器都能够把它显现出来。我就把《随想录》手稿本的印刷任务交给了张寅先生，紫丹印务在制作中充分发挥了先进设备的科技水平，把手稿的内容全部清晰地显现了。《随想录》手稿本最后交给上海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具体制作是我亲自把关的，每一个细节我都参与了，包括封面设计，所以我用上了“火凤凰”的logo。

还有一本书，是日本学者坂井洋史教授整理的《陈范予日记》，陈范予是巴金先生的朋友，是一位教育家、科学家，五四时期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习，与柔石、潘漠华、冯雪峰他们做过同学，组织过晨光社。陈范予信仰安那其主义，20世纪30年代在泉州黎明中学、上海立达学园都当过教员。他的译著很多，主要是科普作品，也有文艺创作。抗战时期他在福建参与创办改进出版社，与黎烈文在一起，1941年患肺结核去世。巴金写过《悼范予》《死》等散文，纪念陈范予。坂井教授是我的好朋友，研究巴金，也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他通过陈范予的家属获得了陈范予的日记稿本，经过数年整理，1997年经我介绍，交给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也是“火凤凰”资助出版的，我还请巴金先生题写书名，标上了“火凤凰”的logo。

1997年还有“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逼近世纪末人文书库”两套书面世，这是为了延续“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和“火凤凰文库”吗？这两套书获得的反响好吗？

刚才我们聊了“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没有聊到“火凤凰文库”，我觉得“文库”最体现我的编辑思想和旨意。20世纪90年代图书市场上软性读物风行，我说的软性读物，主要是指一些谈饮食男女的书流行一时，这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我认为图书市场应该有知识分子的读物，能够体现一种反省历史和批判社会的理性力量。于是我与李辉合作，策划了这么一套“火凤凰文库”。这套书得到了很多老知识分子的支持，巴金先生头一个支持我，同意我编《再思录》。记得《再思录》编完时，巴金先生住在华东医院里养病，我觉得这本书前无序后无跋，而且篇幅不多，印出来不好看，于是就想把书中一篇短文《没有神》抽出来作为代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想通过她征得巴金先生的同意。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小林就来电话，说她爸爸已经口述了一篇序言，要我在电话里记录下来。就这样，一篇短短的《再思录》序言完成了。看得出，巴金先生早就准备好写这么一篇短序，他很重视这本书的出版。

“文库”的第二本是贾植芳先生的《狱里狱外》。这也是贾先生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属于口述历史，讲述了他1945年到1965年这20年的经历。这个录音起因是有一年贾芝先生来上海小住，老哥俩谈往事，互相补充记忆缺失的地方。先生的女儿贾英把他们的谈话录下来。这是一部分，后来先生觉得这样的录音形式挺好，有朋友来访时，断断续续又录了不少。但是这些录音内容都是随意而谈、并不完整的，加上先生的山西口音重，说的时候海阔天空，整理起来却很困难。有好几位师门同学整理过这个录音，都不成篇。我因为要编“文库”，就决定自己整理。我基本上采取了口述与著述互见的方法，把两种文本穿插在一起，先生晚年陆续写过一些回忆性散文，凡两者说同一件事的，就以发表过的著述为标准叙述，再插入口述部分的新内容；凡没有著述的内容，就根据录音内容来重新整合，也就是按照录音内容重新写一遍，最后再请先生修改定稿。《狱里狱外》就这样诞生了。

《再思录》和《狱里狱外》为“火凤凰文库”定了基调：第一，非虚构作品，包括回忆录、书信、日记，以及思想性的杂文集；第二，尽量挖掘被历史遗忘的知识分子的遗著；第三，旨在传承五四新文学传统，弘扬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李辉是《人民日报》记者，在北京广有人脉，一下子就约来了于光远、蓝翎、邵燕祥、李锐等知名人士的回忆录，还有沈从文致张兆和的家信选、张光年的日记、朱正的杂文集等，“文库”最有光彩的几本著述都是李辉在北京约来的；我陆续推出的是张中晓的遗著《无梦楼随笔》，朱东润以他夫人为原型写的人物传记《李方舟传》，以及李振声翻译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的调查报告《苏门答腊的郁达夫》等。关于铃木的书，我想多说几句：铃木先生是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的教授，研究郁达夫的专家。他曾经为了调查郁达夫的死因几度深入南洋，找当事人征求证据。他起初的推论是：郁达夫应该是被当地的组织杀害，而不是日本人所杀。然而他去南洋找证据，结果找到了相反的证据：他找到了当时下令杀害郁达夫的那个日本军官，了解了残害事件的全部真相。铃木正夫是个有良知的学者，他改变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把日本侵略军杀害郁达夫的真相公布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就是他写的一份调查报告。铃木教授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复旦大学进修，身份是访问学者，师从贾植芳先生。贾先生安排我担任铃木的联络员，我一度与他接触较多，知道了其郁达夫研究的成果。策划“火凤凰文库”时，我想起了这本著作，请李振声翻译成中文，把它收录进“火凤凰文库”。铃木正夫还写过一本郁达夫的传记《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也由李振声译成中文，收录在我策划的另一套丛书“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但影响不及《苏门答腊的郁达夫》。

“火凤凰文库”

在这套“文库”里，我和王晓明都编了自己的杂文集，都是把“人文精神寻思”大讨论时期的言论搜集起来结集出版。我出的是第四本编年体文集《犬耕集》，晓明出版了《刺丛里的求索》。这套“文库”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张珏看了这套书后对我说，她也想出一套相似的丛书，我沿着前面的思路，建议她编一套“人文精神寻思”参与者的随笔集，其实是延续人文精神讨论的影响。她受到启发，编了一套“智者心语”丛书，丛书名是比较平和稳妥的，但内容并不“稳妥”，出版的书是：张汝伦的《坚持理想》、李锐的《拒绝合唱》、张新颖的《歧路荒草》、王彬彬的《死在路上》、谢泳的《旧人旧事》等，我也编了第五本编年体文集《写在子夜》。看书名就知道，“人文精神寻思”的余火未熄，精神尚存。

今天说到“火凤凰文库”，我特别感谢上海远东出版社的两位出版家。一位是“文库”的责编杨晓敏，她本来是《上海文学》的小说编辑，我们早就认识，后来她调到上海远东出版社工作，主动与我约稿，我们是共同策划这套“火凤凰文库”的。当时我考虑到这套文库会有些风险，担心对出版社有碍，心里有些犹豫，杨晓敏就对我说：“只要出真正的好书，我宁可下一轮去当校对，也无所谓。”只有杨晓敏这样的优秀编辑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还有一位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社长杨泰俊，这是我遇见的最有能力也最有魅力的出版界领军人物，他把小小的上海远东出版社领导得有声有色，我很少看到一个事业单位的职工那么真心拥护和爱戴自己的领导。一般来说，当官的人，取悦上级领导很容易，但要想真正获得民心，不被群众在背后戳脊梁骨，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但杨泰俊有这个民心，而且有情怀，有胸襟，编“火凤凰”那会，他有几次找我聊天，很贴心也很真诚，对仕途看得淡，事业心却很重。我前面说过，编辑出版不像独立著述，这是个集体工程，需要有多方志同道合的配合，才能做好一本书或者一套书。如果没有杨泰俊和杨晓敏的鼎力相助，这套“火凤凰文库”很难达到现在的影响力。

“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前后出了十二本，“火凤凰文库”前后推出二十四本。接着张珏执编的“智者心语”推出六本，大致上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两套“火凤凰”丛书的影响传开了，各种来稿源源不断送到我的手里。但从上海出版界的状况来看，差不多已经饱和，我从一开始编“火凤凰”丛书，就没打算集中在某一家出版社出版，坚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免给一家出版社特别加重负担。正好这个时候，山东友谊出版社托我的学生孙宜学来联系，他们希望与我合作策划丛书。一般来说，邀请我合作的出版社编辑，是读过“火凤凰”系列并认同这样的出版物的，他们希望照样出版类似的丛书。而我当时手头还有一些余稿，兴犹未尽，随手为他们策划了两套丛书，基本是照样画葫芦，“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是对应“火凤凰新批评文丛”，“逼近世纪末人文书库”对应“火凤凰文库”。基本精神宗旨和编辑风格都沿袭了“火凤凰”。你上次找到绿原给周实的信，里面讲到绿原为胡风《墙内集》作序的事。绿原在信中还特别加注：“《读〈墙内集〉忆胡风》，系上海远东出版社《火凤凰文库》第三辑之一；胡风遗著《墙内集》序。”我觉得这应该是绿原和晓风误解了，也可能我约稿时没有讲清楚，他们以为《火凤凰文库》还将继续在远东出下去。其实《墙内集》后来以《胡风遗稿》的书名编入“逼近世纪末人文书库”，1997年正式出版。由此可以看到，这两套丛书一脉相承，很多作者也这么认为。至于“逼近世纪末”五个字，则是我编的一套小说选名字的沿用。

我们终于讲到“逼近世纪末小说选”了。从1995年开始，您与李振声、郜元宝、张新颖一同策划编辑“逼近世纪末小说选”，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么一个系列的小说选本？

“逼近世纪末”丛书最初就是一套小说选。这个主意是张新颖提出来的，出力最多的也是他。20世纪90年代，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告别20世纪、迎接新世纪的情绪，而且常常会有人用来比附19世纪末的欧洲，即所谓“世纪末情绪”。我很喜欢“逼近”两个字的意象，似有一股强力的前行势头，势不可当地冲向一个我们谁也不清楚的未来世界。文艺是社会情绪的晴雨表，从文艺作品逐年透出的情绪变化，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以何种心态走向21世纪。于是，我们就此想到策划一套与时代同行的丛书，以时间为线索，每年编一本小说选，一直编到1999年，当然是以中短篇小说为主。我们讲定分工：具体作品挑选由新颖他们负责，我的任务是最后审读作品，之后写一篇较长篇幅的论文，分析文学变化的走向。

“逼近世纪末小说选”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势态与20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变化，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应该怎么看，我与当时主流的批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边缘化，失去了轰动效应，因而文学的价值失落了。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提出了“无名”的解读，认为“无名”时代的文学创作不可能再呼应时代的主题，它失去了“共名”的力量，但是走向了个性化。从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开始，文学一步步脱离时代的宏大主题，恢复了文学自身的审美功能。问题是，如何把“无名”时代的文学创作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多元并存、个性斐然、真正能够百花齐放的文艺繁荣局面。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我在20世纪90年代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当代文学批评，我几乎逐年跟踪文学创作的路径，相应提出“民间”“无名”“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和“世界性因素”等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希望文学批评真的能够引导文学创作，带动创作。这套“逼近世纪末小说选”，正是我以选本批评来带动文学创作的具体实践。

您确实很看重“逼近世纪末小说选”，陆续出了五册，每一册您都会写长序，甚至未出的第六册您也写好了序。我本人也正是因为您的这一套丛书喜欢上了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并将其视作一种20世纪90年代原生物。我一直很好奇，做这样一套文学选集，当时实际推进工作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第六册为什么流产了？

这个项目的启动是在1994年。我们起先编了两本，第一本是编1990年到1993年的小说选，第二本是编1994年的小说。两本都在1995年出版。那时文学还不太景气，人人都在抱怨文学创作边缘化，我们这两本小说选的出版，给创作一线的作家们树立起信心。尤其是我以小说选本作序的机会，充分阐述了我对当下文学的意见，我这些理论主张对当代作家们的创作是有启发的。接着第三本是1996年出版，第四本1997年出版，第五本1998年出版。编辑的方式差不多，就是新颖、元宝，还有振声，把推荐目录集中起来，写了推荐理由，我最后阅读和写序。写序当然与解读入选作品有关，所以总是要拖到最后才写。到了1998年底，我去韩国做访问学者，把当时已经编好的作品选带到韩国，同时我还带去了正在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通稿任务，还要每周去首尔大学讲课。韩国接待方又特别热情，安排了很多参观游览活动。这样我就在忙忙碌碌中把写序的工作拖延下来。大约只写了一部分，关于棉棉和卫慧的欲望文学，但就是因为我写序耽误了出版时间。后来出版社也没有积极性了，最后无疾而终。其中是否还有更隐秘的原因，我就不知道了。你可能看到我为第五本写过两篇序，就以为我是为第六本写了序。

后来您还为春风文艺出版社做了“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第1、2辑，这可以视作“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工作的延续吗？

想是这么想的。21世纪以后我连续编了几套编年作品选，规模也很大，包括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的“新世纪小说大系（2001-2010）”，也很用心。但是都没有当年的影响力了，一来是选本市场内卷愈来愈烈，各类选本太多，读者也无从选择；二来编的要求也是从俗，追求面面俱到，这样就失去独特个性和独立价值，意义也不大。更重要的一点是，编选的成本太高，出版社既要付作家稿费，也要支付编者费用，而且一出就是一大套，十卷八卷的销路未必好。尤其现在新媒体阅读、网络阅读盛行，纸质的多卷本选本很少有人去阅读了。我回顾自己从事编辑出版的过程，主要的成绩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汹涌之中，旧体制开始松动，人心浮动向上，各种机会、各种缝隙都被利用起来，人的主体性容易获得实现。我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可以作为一种远景规划，也可以作为一种阶段性的目标，在实践中确实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陈老师，现在可以讲讲您主编《上海文学》的情况了。我查阅了当年的有关资料，好像关于您主编《上海文学》的议论很多，也有很多批评的言论。时隔二十年，或许可以对当时的纷纷扰扰做一些回应与澄清了。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学期刊引进外来主编进行改版，好像是那个时期一种流行的自救方式，在您之前有萧元承包湖南的《芙蓉》并找韩东主编，同时期有黄梵等人帮助南京《扬子江诗刊》的改版，当时文学期刊好像普遍都面临着这种困境，您当时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接任了《上海文学》主编工作吗？

也许当时文学期刊遇到了差不多的问题，就是发行量下降，经济补贴不足以支撑文学刊物的正常运行。在市场经济初期，许多文学刊物还有较高的发行量，读者对文学的爱好兴趣是持久的，许多文学期刊得到外来的经济资助，纷纷改制，建立了董事会作为经济后援，自负盈亏，与上级作家协会等领导单位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你去翻看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期刊，大多有这样的董事会，也有许多非文学性的广告。有些刊物因为发行量居高不下，经济运行顺利，就维持得比较好；如果经营不好，状况就相反。上海作家协会旗下主要有三家刊物：《收获》具有崇高的社会声望，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发行量，经济状况就比较好；《萌芽》是以文学青年为对象的刊物，起先发行状况也不好，后来在赵长天领导下改变了编辑风格，获得广大中学生的喜爱，再加上“新概念”作文大奖赛的助力，发行量逆转飙升，日子也好过了。唯有《上海文学》，它是一家纯文学的刊物，风格上不可能像《萌芽》那样走市场路线，又因为篇幅所限，也无法像《收获》那样刊登长篇小说以吸引市场，所以它的道路就特别艰难。发行量上不去，外来资助也会越来越少。它的前任主编周介人为了这个刊物能够生存下去，呕心沥血，积劳成疾，终于鞠躬尽瘁。继任蔡翔也举步维艰，最终甩手离开杂志，去上海大学当教授了。当然，有许多人想来接手这个刊物，我并不清楚其中内幕，我不是作家协会的人，虽然挂了作家协会副主席之名，但几乎没有参与过作协内部的工作，更不会故意去运作什么。是上海作协党组决定了让我来担任《上海文学》的主编，赵长天、王安忆、任仲伦、臧建民他们分别来找我，说服我去接这个摊子。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先是任仲伦安排我出访，去埃及参加一个纪念巴金和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活动，顺道去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出访路途中，赵长天一直在动员我接任《上海文学》的工作。回来后，任仲伦又几次约我谈话，大致的意思是，他们不希望《上海文学》改变原来的纯文学编辑风格，也不希望降低刊物的品牌质量和社会口碑，他们希望《上海文学》能够继续推动文艺批评，使社会影响更加提高。经济问题是绕不过的，他们似乎也打好了如意算盘，表示作家协会解决刊物人员的工资待遇，但还是需要找外来资助，任仲伦建议我去找复旦大学出版社来资助，作为主办单位，一起来把刊物办好。任仲伦还特意找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得到了贺社长的认同。在这件事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上海作协党组的诚意，也看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慷慨和友情，也就欣然答应了。

我接受了这项工作，也是我内心的理想主义在“作祟”，甚至还有点虚荣性。我与《上海文学》有太密切的联系，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李子云老师、周介人老师都是我的引路人，是他们把我推介到当代文学领域。没有他们的鼓励和介绍，我可能就是在高校里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普通教员，不会成为一个对当下文坛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现在看到刊物真的遇到困难，我有点义不容辞的心态。还有就是，我是学现代文学的，对于文人办一个老牌杂志，使它在文坛上发挥独特而重要的引领作用，心底还是有点向往的，就像当年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胡风主编《七月》——都是我的榜样。我前面说过，我从“重写文学史”开始，到“寻思人文精神”讨论、创办“火凤凰”，都是与王晓明联手做的，这次也不例外，我希望晓明也加入编辑部，一起策划刊物的方向性路径。“重写文学史”是在《上海文论》上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是在《读书》杂志上发起的，而《上海文学》在周介人时期也策划过许多有影响的选题，如“批评家俱乐部”就是一个有品牌的栏目。如果我与晓明能携手经营《上海文学》这个名刊，是可能做出一点事情的。再说，要继续保持上海文学评论的话语影响力，主要的青年一代批评家也都在几个高校里，也就是所谓“学院派”。我想延续“重写文学史”“人文精神讨论”等影响力，在上海营造一种知识分子的声音，对文坛时弊有所批判，对社会进步有所推动。当然我也知道这种理想状态真的做起来不容易，只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理去实践。

这是我接手主编《上海文学》的一些情况，大概如此吧。至于你说的其他刊物聘请外来主编的情况，我不太了解。

2003年的时候，您还担任着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职务，同时接手主编《上海文学》的工作，这应该成了您最忙碌的一段时间吧？

是的。超出了我想象的忙碌。《上海文学》是月刊，有周期性的压力，经常是我一手刚刚拿到新出刊的刊物，一手在签发下一期的清样，而眼睛必须看再下一期的稿子。几乎没有间隙停顿。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我初步接手期刊编辑的工作，没有经验。同时我还必须处理学校、中文系的许多系务工作，应对很多无法避免的人事矛盾，还有上课、写作、指导研究生等，一样也不能少。我过去很少到外地出差，但是为了扩大刊物影响，那几年我跑了很多地方，像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都是为了约稿，还主办一个接一个的活动，都是需要花费时间的。

不过我虽然忙忙碌碌，工作还是愉快的。我很感激《上海文学》编辑部的班子，那是一支非常成熟的编辑队伍，他们的组稿能力很强，而且各有风格。我刚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一个顺口溜，说：金宇澄约来的稿是“男男女女”，指偏重都市青年题材；姚育明约的稿“精灵古怪”，指偏重实验性的作品；卫竹兰约的稿“哭哭笑笑”，指偏重现实主义……还有，我记不住了，不同风格的编辑组合在一起，刊物内容就显得丰富多元。对了，还有徐大隆，他是上海人，又在西北地区部队里生活很多年，非常熟悉那里的文化人情。徐大隆的组稿能力很强，当我提出要引进“西部文学”，他第一个响应，主动联络了宁夏文坛的“三棵树”（石舒清、陈继明、李金瓯）等，后来又推动了“甘肃八骏”的活动，成为我的得力助手。还有刊物的美编、财务……都很支持我。我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挺温暖的。

您在主编《上海文学》时提出了许多办刊思路，比如强调短篇小说，强调文学批评，这种偏向艺术化、精英化的办刊宗旨，在当时好像不是一种顺应时尚的方式？

其实这个办刊宗旨是上海作家党组决定的，当时任仲伦、赵长天找我谈的时候就说了这个意思。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们是先决定了刊物的办刊方针，才选择我来担任主编的。甚至直白地说，如果他们准备把刊物办成网络文学版，那就可以请谁来编，如果要刊物走通俗路线，可以请谁来编。那就是说，他们做过全面考量，选了我去担任主编，就是要保持《上海文学》原来的品牌特色，保持文艺创作的前沿性，保持文学批评的敏锐性。在我担任主编、对刊物进行改版之初，编辑部就拟了四句口号作为刊物宗旨：精致的短篇，好看的中篇，敏锐的批评，民间的立场。我主编的三年，基本执行的就是这个宗旨。

至于你说这个办刊宗旨在当时不是一种顺应时尚的方式，这我承认，我一向做事都不去有意顺应时尚，更不会去追逐时尚，有时反而故意与时尚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说，我行我素，通过自己的行为来纠正社会的某种风气。我主编这个刊物，也有这种动机在里面。所以办刊过程确实有点艰难。最大的问题是发行量一直上不去，尽管整个编辑部做了各种努力，但还是做不到像《收获》《萌芽》那样畅销。

我翻阅了您主编《上海文学》期间的一些栏目，好像也体现出您的“民间”理念，比如经常刊登一些读者来信和您的回复，开辟张清华负责的民间诗歌栏目，还奔赴西北地区，大肆宣传、推荐过去比较少关注的“西部文学”。您为什么会关注“西部文学”，继而推出“甘肃八骏”等作家群？

整体上说，我对于中国西部地区的文学是看好的，这个启发也是读了许多西部作家的作品获得的。我觉得那块区域在经济上还不发达，社会风气相对比较淳朴，文学对社会的影响要比东部发达地区大得多。西部作家们对写作的态度比较纯正，文风也趋于刚健、朴素，他们也愿意通过写作来提高社会影响。我关注的西部文学，首先是宁夏，石舒清是我很喜欢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在中国是一流的，而《上海文学》的篇幅决定了它只能在短篇下功夫，所以我决定自己去宁夏，拜访石舒清和其他作家。通过徐大隆的联络，我们与宁夏《朔方》杂志联合举办了一个会，《朔方》主编冯剑华是复旦校友，很愿意帮忙。在那个会上我见到了石舒清、陈继明、张学东、季栋梁等作家，真是一见如故。之前我已经在《上海文学》推出了“西北青年作家小说专号”，所以对他们一点也不陌生，都很谈得来。我为什么要力推短篇？因为在市场经济引导下，中、长篇小说因为可以改编成影视作品而受到市场重视，作家在创作上也受到影响，而短篇小说受市场影响最小，比较讲究艺术性。那时候，中国有一批好作家，像刘庆邦、阿成、迟子建等，都是在短篇上出彩的。我还记得2003年8月《上海文学》专号上发表了张学东的一个短篇小说，叫《送一个人上路》，写得特别好。后来我又去了甘肃，与雪漠、张存学、王新军等交上了朋友，徐大隆与甘肃诗人高凯合计发起一个“甘肃八骏下江南”的活动，邀请八位甘肃作家到上海来参加活动，引起了媒体的轰动。“古有七剑下天山，今天八骏走江南”，这是一家媒体的宣传。大隆还与浙江作家浦子合作，把他们拉到浙江去搞活动，中国作家协会闻之也派了领导来参加。“西部文学”也不局限在西北地区的几个省，除了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地区，《上海文学》还策划过广西、河南等地区的小说专号，推荐了一大批反映社会底层、边地农村的文学作品。但这也谈不上“民间”理念，只是与主流的时尚的文学潮流不同流，相对比较边缘。你说的“民刊诗歌”也是这样，报告文学也是这样，我一般不取主流社会的报告文学，但杨显惠、烜笠的报告文学《定西孤儿院纪事》连载了一两年，始终是《上海文学》的一块招牌。我始终觉得，有生命力的文学在民间，在生活底层。我也注重名家作品的引领作用。我主编《上海文学》期间，当代最重要的作家几乎都在刊物上发表过他们的优秀作品。强调这一点也是重要的。莫言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小说九段》，2012年我陪同他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讲演时，他就是拿出这一期的《上海文学》，朗读了他的小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也由莫言的《小说九段》受到启发，主动给《上海文学》投稿，发表了一组很有趣的同名微型小说。当时我邀请马悦然、埃斯普马克等诺奖评委到复旦大学来访问、讲演，还有法国汉学家安妮举办的全球性的中法文学对话和翻译活动“两仪文舍”，《上海文学》都参与其间，使一家文学期刊在国际活动中也走在了前沿。国内的名家稿子也不少。王安忆是积极主张我去主编《上海文学》的，记得我上任的第一天，作家协会开了一个会，党组正式宣布任命事项，王安忆在会上说，作家支持刊物，最重要就是拿出好作品来。一边说一边就拿出一沓手稿，当场交给我。是两篇短篇小说：《发廊情话》和《两姐妹》，发表在我主编的头一期《上海文学》的“月月小说”栏目，作为重点推荐。《发廊情话》后来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上海文学》也因此得到很大的提升。还有严歌苓，她的丈夫那时是美国外交人员，她住在非洲尼日利亚。我向她约稿，她很爽快，说：我以后的稿子都交给你去处理。果然，这三年间，严歌苓重要的小说都是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还有白桦、王蒙、冯骥才、张炜、苏童、贾平凹、韩少功、阎连科、叶兆言、李锐、蒋韵、方方、迟子建、林白、残雪等，都在《上海文学》上发表过作品。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我有多大的约稿能力，《上海文学》是名刊，本来不愁名家稿源。我这么强调，是想说，我不只推荐“西部文学”，不只走民间路线。当时我还说过一个办刊方针，叫作“走通两仪，独立文舍”，所谓“两仪”指的是两端：西部文学与西方文学，虽一字之差，却代表了当今文化的两端。我在两方面都要照顾到。

《上海文学》2003年第7期目录

您的这些办刊思路在当时好像有很多争议，比如有人批评您将《上海文学》变为了同人刊物，有一个有点辛辣的比喻是说“学院派卡拉OK包房”。当时您只回应了一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今天回看这些争议，您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吗？

是的，从我上任起，批评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三年来越演越烈，我就像踏入了一个火雷阵。这种争议的持续和激烈，超过了任何一个主编接手工作引起争议的正常范围，这些争议、批评，甚至攻击，当然不是编辑风格或思路之争。我没有想到人心会如此复杂。当然也有我自身的问题，我开始就说过，我追求理想的编辑风格和刊物风格，这是我个人一厢情愿的，社会上，或者说，在当今的文化圈内，缺乏互相理解的基础。有人说，陈思和下课是自己炒了自己，有点道理。我高调编刊的方式，本来是为了扩大刊物影响力，从宣传的角度来说，争论也没有什么不好，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那时没有“舆情”一说，对“舆情”也没有那么忌讳。而且，上海作家协会党组在我主编刊物的整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干预过我的工作，总是采取理解的态度来支持我，这是我很感激的。但是我今天自我反省，我确实有很多过于自信甚而刚愎自用的地方，也会影响与周围人群的团结。在编辑策略上我也有问题，《上海文学》最初引起争议的就是建立“学院派”的编委会。其实这个主张是任仲伦先生最初提出来的，他当时的想法：《上海文学》的传统，一是短篇小说；二是文学评论，他认为这个传统不能轻易放弃。由此就谈到建立编委会，把上海文学评论队伍的“半边江山”重振起来，而在21世纪初，原来的评论队伍已经分散了，在批评领域里发挥作用的主要是高校培养起来的一批1960年后出生的青年学者。我曾经指出过，当下文学批评重镇由作协系统转移到高校系统。这是客观事实。我就与王晓明商量，搭起了这个编委会的班子，最初想法是依靠集体智慧来办刊，编委会不像一般刊物那样是挂名的，而是具体参与制订刊物的编辑方针，可以集体讨论重要稿子。我以为这样就能够兼听不同意见，但我还是太天真了。任何组织，空挂名当然无所谓，如果真有操作的权力，就会发生各种纠纷，一旦有了组织就有了边界，就有了墙里墙外的区别，就会被人看作“小圈子”“同人刊物”等。虽然主观上我并没有建立小圈子的想法，但客观上人们就会这样去理解，那也没有办法。再者，我为人做事都喜欢直截了当，不会玩“弯弯绕”。虽然性格温和，不喜争吵，但也不会虚以周旋，照顾左右各种关系。我看准了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决不会东顾西盼。所以对于各种舆论，我只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执编《上海文学》三年，刊物期期都在，功之罪之，就留给后人去作结论吧。^[8]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简单，您在主编《上海文学》期间，出版过几套与《上海文学》相关的丛书，能否介绍一下？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你也看出了我的工作思路。在主编《上海文学》期间，为扩大杂志的影响力，我策划过几套丛书，都是选自《上海文学》杂志上的文章，作为单行本发行。一般来说，期刊不容易被保存，如果把一些比较精彩的内容结集出版，单行本便于读者收藏，也便于为杂志作宣传。我刚上任，就遇到《上海文学》创办50周年的庆典活动。为配合庆典，我们策划了一套“《上海文学》50年经典系列”，分别是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四种作品集，主要是50年来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优秀作品结集，2003年底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9]；在2005年，为了表彰作家为《上海文学》提供大量作品，我们又策划了一套“文学中坚”丛书，共六册，收入了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王安忆、苏童、残雪、刘醒龙、张欣发表在《上海文学》的作品，其中有许多作品堪称经典，由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出版^[10]，但出版时丛书的名字改了，好像是出版社的意见，改成了“当代名家代表作”丛书。其实我觉得还是“文学中坚”更有力量，有特色。我的原意是先推出这六册作品集，过几年再编几种，这样可以陆续把一批资深作家都团结在杂志周围，成为“我们（《上海文学》）”的固定作者。可惜那一年我就离开了《上海文学》，没有后续了。

不过应该说明一下，这两套丛书都不是我个人编辑的。我只是参与了策划，具体工作都是《上海文学》编辑部全体成员担任的。我的贡献就是为两套丛书写了序言，特别是“50年经典系列”的序言，写得很长，以《五十年弹指一挥间》为题，总结了《上海文学》创办以来的经历及其成就，也阐述了我主编刊物的理想。这次你们编辑三卷本的《陈思和编辑出版文录》，专门设立我主编《上海文学》的专题章节，收录了我关于《上海文学》编辑思想的各类文章，也包括这两篇序言。但是《文录》没有把这两套丛书列入我主编的丛书目录，这是我的意思，以示我对编辑部同仁们劳动的尊重。我担任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也策划、主编过一些集体编的丛书，都是为了工作，有些丛书或图书也因为职务关系被挂上主编名字，但不能算作我自己的工作成绩。我这次编《文录》也都建议不列入目录。这一点可能对以后甄别我的著述目录有些用处。

但列入我主编丛书目录的还有另外一套丛书，与《上海文学》也有关系，就是“海边书”系列，大约在2004年到2005年。这套书是我主编策划，周立民具体帮我处理编务的。那套书的缘起是一个承诺。我上任《上海文学》主编时，原来担任主编工作的蔡翔嘱托我一件事，即《上海文学》老主编周介人去世后，蔡翔策划编辑《周介人文存》，稿子编好了，因为缺少经费，一直没有出版。他托我，如果有机会，想办法把它印出来。周老师也是我的引路人，栽培过我，我当然要感恩。所以一直放在心上。正巧我的学生郑纳新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那几年他到上海来筹办广西师大在沪编辑部，也有出书的计划。我就把这件事拜托了郑纳新。《周介人文存》很快出版了，还出了精装、平装两种，获得很多好评，上海作家协会专门开了一个新书座谈会，缅怀周介人。由这件事我联想到出版一套人文性的丛书“海边书”，也是以《上海文学》的一些精彩内容结集出版，目的也是一样，宣传《上海文学》。这个想法很快得到纳新的支持，所以《周介人文存》就列为丛书的第一种。第二种是把我原来编的“火凤凰文库”第一种、巴金先生晚年著作《再思录》重新出增订本。巴金先生是《上海文学》的原主编。有这两本书打头阵，社会影响已经出来了。基本上还是沿着“火凤凰文库”的出版思路，但加入了文艺创作内容。其中两本《月月小说》都是《上海文学》的头条作品，本来也想作为杂志的品牌长期编辑下去。还有就是吴中杰老师在《上海文学》开设的一个专栏“复旦往事”，很受读者的欢迎。原来吴老师是准备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单独出版的，但有些内容涉及复旦人事关系，吴老师就交给我编入丛书。在推出这本书的时候，顺便把吴老师的另一本散文集《海上学人》的增订本也收入“海边书”重新出版了。这套丛书也因为我后来卸下了《上海文学》主编的职务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周介人文存》

陈老师，我们的访谈已经很长，最后部分可以简要些。在21世纪的二十余年里，您依旧参与编辑出版了许多书籍，例如巴金研究会的众多丛书、复旦大学中文系推出的系列丛书，以及署名主编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一些大型图书。此次编辑《编辑出版文录》时，有部分书未列入您的主编目录，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前面已经说明了，有许多因为职务关系列名主编，但我没有具体参与编辑工作，或者仅仅写了序言的，此次就不再列入我主编的图书目录，以后也不要列入。我就是想利用这次编辑《文录》的机会，厘定自己主编的各类图书、丛书、刊物。我所理解的凡是我主编的书籍（包括丛书），都是我亲自参与约稿、把关，以及决定编辑出版细节的书刊。有些情况是，因为工作关系，可能在策划过程中我也提出过一些建议，但是我没有参与具体的编辑过程，这一类书虽然列了我的名字，也不能算是我的工作成绩。巴金研究会所编的各类书，像“你我巴金”系列等，最初建议是我提出来的，但我没有直接参与工作，这一类，我不认为是我主编的书刊。《巴金研究集刊》前面几期我看过部分稿子，提出过建议，后来也基本不参与了。我之所以不列入这些书刊目录，是因为我在图书馆索引或者有些数据库的目录里经常看到，这一类书往往都放在我的名下的图书目录里，所以我在这里必须做一个清楚的划分。凡没有列入《陈思和编辑出版文录》的书、刊物、丛书，以后都不要划入我的著述或主编的目录里。复旦中文系的两个刊物：《文学》和《史料与阐释》是我邀请王德威教授一起来主编的，创刊时我决定了栏目和编辑性质方针，创刊后也负责约稿和审稿，虽然具体编务由别人（金理、张业松、段怀清、康凌等）来做，我还是保持看最后一道清样的习惯。所以我还是把这两本刊物作为我主编的刊物。现在《文学》编到第二十期，《史料与阐释》编到第十期，也算“功德圆满”，以后我就慢慢退出，完全交给年轻人去独立编辑。

《诗铎》是胡中行先生编的，当时我是系主任，中行兄就拉我一起列名主编，但我没有参与过编辑工作。这次我也不列入目录，虽然我很喜欢这个刊物。我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期间，还出版过几种丛书，包括获得上海高校优秀教材奖的“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这门课是我担任系主任以后建议设立的，并以中文系一级学科的视野来策划整个课程系列，同时也推动教材编写。这门系列课程获得过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和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但这套教材的具体编务工作，主要是当时负责教学工作的副系主任汪涌豪老师主持的，我作为系主任列名主编。这次我也不列入我的主编目录。在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学科，我主要策划的两套丛书：一套“薪传丛编系列丛书”，是安徽教育出版社来约稿，我与教研室的老师一起策划的一套以复旦师生为言说主体展开的丛书，来呈现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与变化，主要是梳理我们学科的几个研究特色。还有一套就是我与王德威先生一起主编的“现代文学研究平台书系”，王德威先生担任过复旦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为复旦大学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套书系原本计划打造一个“哈佛-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联合平台，展示以两校为核心的有关现当代文学的跨国学术成果。但后来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做到，海外学者的著作只出版了王德威和宋明炜的两本，其他的还是复旦中文系师生的学术著作。不过这套书一直在延续出书，最近还出版了沈永宝老师的新书。

为了让《陈思和编辑出版文录》第三卷的资料作用更加突出，我用了相当多时间收集各种书、丛书和刊物目录资料，力图落实到每一本书，但有些还是确定不了：哪些是您真正主编？哪些是您挂名主编的？

你是无法了解的，这应该是我自己来清理的。还有一些丛书，确是我策划出版的，但我没有挂名。像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海派文化长廊”由我策划，与子善兄一起约稿编辑，本来请贾植芳先生和钱谷融先生担任主编，我和子善担任副主编。后来出于某种原因我就没有列名，成了影子编辑。这些事，学林出版社的李东兄都很了解。

2006年您主编了“潜在写作文丛”，这应该是您一直想要做的工作吧，为“无名者”留下存在的证词。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是，您还提过，无名氏总是打电话来让您为出版物写点短文，来增加销量。

“潜在写作文丛”是我比较看重的一套出版物。你注意到吗？我在20世纪90年代策划编辑的丛书都是社会性的，或者说有“广场性”的效益，像“火凤凰”系列、“逼近世纪末”系列等，包括人物传记系列。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环境变了，我是站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来做编辑出版工作的。像“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20世纪文学史理论创新探索丛书”“都市文学研究书系”等，都是与我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联系的，参与写作的作者，大多是我的学生，有的著作都是他们撰写的硕、博士论文，我这是把教学、科研、出版三者结合起来做的，一套丛书完整出版，一批博士生也带出来了。但“潜在写作文丛”有些不一样，这个选题来自我的论文《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曾经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理论关键词是我提出来的，刘志荣当时还在跟我攻读博士学位，他就选了“潜在写作”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潜在写作”当时还只是一个关键词，需要有大量材料来证明，当时有许多作者主动与我联系，把他们的创作寄给我，这些材料也是需要甄别的，哪些算是“潜在写作”，哪些不能算。志荣帮我做了许多这方面的工作，与许多“潜在写作”的作者都有了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这套丛书就是这样编起来的。当然，“潜在写作”的内容复杂，还有许多忌讳，有些也编不进去。但总算我们开了一个头，为后来者的研究铺平一些道路。

无名氏的《无名书》六卷应该是“潜在写作”中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可是这部大书从来没有完整地在大陆出版过。海外出版的版本也有很多错误。它篇幅太大，我无法全部收在丛书里。所以与他商量，请他自己把六卷书的精华部分挑选出来，用“文萃”形式先出版，如果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再推动其他出版社出版完整的《无名书》。无名氏老先生晚年在台湾结婚又离婚，财产也散得差不多了，有些焦虑。他晚年经常来大陆，找我，也找南京大学的汪应果教授，一直谋求在大陆出版他的著作，或者把旧著改编为影视作品。我有次劝他不要那么着急，慢慢来。他说，我哪里是什么着急？我是衣食无着啊。说起来也有些悲凉。很可惜那套“潜在写作文丛”出版时，无名氏已经去世了。

“潜在写作文丛”

与“潜在写作文丛”相似的情况，是“20世纪文学史理论创新探索丛书”。这套书以研究文学史的“关键词”为核心，组织了一批青年学者来进一步深化理论的探讨。这里所说的一些“关键词”，有些是我提出来的，也有是郜元宝提出来的。这套丛书申报了国家社科项目。原来计划里没有我个人的著作，但整体计划里还包含了其他几本论述关键词的著作，但因为运作时间太长，有的作者退出了这个项目，也有的作者提前完成了论著，急着单独出版，剩下的就是郜元宝、张新颖、王光东、姚晓雷几本。他们都很耐心地等待着整个计划的完成和结项。送审的时候，文科科研处的老师觉得内容还单薄了一些，希望我自己也能加进去一本著作，以增加分量。于是我把一本旧著《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重新增删、编选和补充，编成了《新文学整体观续编》，作为丛书的第一本，同时还为丛书写了一篇两万字的导言。结项后，由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我这本《新文学整体观续编》后来还获得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和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这是意外的收获。

您还和丁帆老师一起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这项工作有点像曾华鹏老师和范伯群老师当年协助贾植芳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继续推进。后来这套书又出了第二辑，但换了出版社。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套丛书的编辑情况是这样的。时间跨度比较长了。记得有一年教育部在“985”高校里分别设立各学科的研究中心，大约是为了推动高校科研的意思。复旦大学设立了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章培恒先生主持；南京大学设立了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好像是董健、丁帆两位先生主持的。中心可以规划本学科的重点研究项目，教育部批准后，向全国高校招标。我兼任了这个中心的客座研究员。这个项目是丁帆他们设计的，王彬彬主动给我电话，动员我去承担这个课题。我接手以后，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很难做，现代文学社团的资料积累不多，还不具备写“史”的条件。于是我就与丁帆商量，能否改成给一些主要文学社团写“史”，每一个重要文学社团都写一本“史”，等资料研究充分了，以后再来规划完整的“社团史”。丁帆同意后，我就把这个项目分成七个小项目，分别规划了南社、栎社、《新青年》编辑部、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以及稍后一些的《现代》杂志为中心的文人群体。每个社团写一本专著。这样就把近代文学、台湾文学的社团都涵盖进去了，作为丛书的第一辑，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很顺利，出版后学界关注度也挺高。我觉得可以继续做下去，于是又与中心商量编辑第二辑，那时候中心工作好像是王彬彬负责，他很支持，又支付了一笔经费。第二辑编成了八种：《东方杂志》诗人群体、菽庄吟社、创世纪诗社、新月社、狂飙社、“七月派”系列社团、延安地区文学社团，以及当代文学的“探索者”作家群。第二辑完成时，东方出版中心的原责任编辑李丹梦调离出版社工作，我与武汉出版社原来“潜在写作文丛”的责编李杏华商量，第二辑改由武汉出版社出版。李杏华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编辑，编务娴熟认真。第二辑出版后，她又与我联系，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出版合同期满后，又转移到武汉出版社，重新出了一个修订版。她与作者合作，对每一本著作都做了极其认真的修订工作，形成了“新版”。书名也改了。这样，武汉出版社就完整地出版了十五册“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

陈老师，根据卷三的目录，白杨的《“创世纪”诗社研究》原来没有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社团史的第二辑一开始只出了七本，2020年武汉大学再版第一辑时，带上了白杨，一共八本。您再确认一下，如果您的记忆准确，那卷三的目录就要相应修改一下。

你很细心。这样提问很好。关于白杨的那本《“创世纪”诗社研究》原来是属于第二辑，她跟着我做博士后研究，这是她的博士后报告。后来白杨以这个题目拿到了国家社科项目，有规定的出版社。所以这本书没有编入第二辑。又过了几年，武汉出版社准备重新出版第一辑的时候，白杨这本书在原来出版社的版权时间已经到了，我又把它重新编入第一辑，由武汉出版社出版。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如何编目，你去考虑吧。

您近来指导的博士生论文也有类似的题目。您还想继续做下去吗？

前几年我指导研究生时有过这个打算，我已经约了三本：南国社、左联，以及左联前史社团。现在完成了两本。但是李杏华已经退休了，我去年也退休了。现在要立马编成丛书的第三辑，可能还是有些难度。天下事了犹未了，当以不了了之。许多事都无法真正终结，以后也会有人继续做下去的。

最后一个问题，颇有种命运的呼应感。您最近带着学生编纂“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文献汇编”这个大型文献资料汇编，就像是回到了贾先生复出以后带着您编纂资料汇编的时刻。您可以简单说说这项工作吗？

我目前手里还有两个大的出版项目，都已经进行了好几年，没有收头。一个是“海派文学大系”，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我和陈子善兄再度合作，参与编辑的还有郜元宝、段怀清、栾梅健、杨新宇和胡读书等，计划是出版50种，目前还在进行中。与这个项目相关的还有一个配套的小项目“海派文学研究书系”，现在出版了三种；另外就是“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文献汇编”，上海文化出版社承担出版。这两套丛书的规模都比较大，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投入，还需要有大量人力投入，目前看来，进度都不是太快。这也是我最后负责的两个大项目了。

回顾自己一生治学经历，似乎与编辑、出版工作结下不解之缘。不过我不是出版人，更不是出版商。编辑出版只是我的知识分子工作的一部分。它与我的教学工作、学术研究工作一起，构成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