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弘 | 我的编辑出版工作回顾

出身和家世

１９２９ 年８ 月，我出生于浙江省嘉善县魏塘镇一个商人家庭。当时，祖父幼帆主持经营开了一家烟纸商店，并有制旱烟作坊，鼎盛时职工有３０ 多人。祖父喜欢结交当地有学问的秀才文人，如上海交通银行总行高级秘书项乃登（字琴庄）先生，是一位学者、书法家；本城的一位前清秀才沈斐卿等。祖父还笃信惜字延年。祖母是一位勤劳忠厚的家庭妇女，生育四男二女。我的伯父觉明公协助祖父经营烟纸店；七叔父震夏公在本县干窑镇上独自经营窑业，生产洋瓦，主要供应上海等地；小叔父元坤公学汽车专业，一直在外工作，抗日战争以前就在温州、昆明、重庆工作，解放后从上海市工务局调北京市公用局，又转入北京汽车运输公司任高级工程师。我生下七个月后，父亲希明公因患肺结核病去世了。我的同父异母姊姊佩华，一直寄居在本城亲戚（祖母的妹妹）家中，１９３７ 年抗战开始后她才回家团聚，不久却又因患肺炎不治而早殁。此后母亲和我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不免受人欺负。自幼知书识字、心地善良的母亲，出身四代中医家庭，哥哥弟弟均从事教师工作。我的五舅胡啖雪一生在嘉善初中教书，他毕业于刘海粟主持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善画梅花；书法学习乡贤沈寐叟，颇有盛名。大舅胡斗文曾任杭州民众教育馆馆长，卸任后，转浙江省立台州中学执教。母亲每每教育我一定要读书上进，争一口气，学做有用的人，为社会做贡献。她常讲古人正直善良、好学成才的故事，给幼年的我留下深深的印象。每年学校暑期、寒假，母亲便带我到外婆家，向五舅学习古典诗文、练习书法，一度还学习国画梅花。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和大姨母一家随舅家避难，经杭州、嵊县到浙东海门暂时居住时，母亲也常督促我跟表兄们念《古文观止》，读《唐诗三百首》，不致荒废。印象较深的是，我们议论过“夕阳返照桃花岸，柳絮飞来片片红”诗句的意境和想象。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考取了当时嘉兴唯一的一所教会学校——秀州中学。高一时的语文老师宋清如先生是《莎士比亚全集》中译者朱生豪的夫人，她教学十分认真，很受同学们的爱戴。中学时代对于我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嘉善初中教语文的吴伯伟老师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唐文治先生的学生。他讲授唐宋古文、明清散文，将《岳阳楼记》《病梅馆记》琅琅地吟诵，要求我们全部会背诵。他对写作文的要求也很严格，要求我们一字一句用毛笔恭正地抄写在作文簿上，而他对学生的每篇作文都有评语，或长或短，使大家的学习兴趣、写作水平自然提高了。初三时有位教语文的孙老师是写新诗的，他在当时上海［当时上海出版的《正言报》副刊上经常有路易士（后到台湾即纪弦）的新诗作品］、杭州的报刊上常有诗作发表。开始由于新奇新鲜，我便学着写诗；当时甚至也有误解，以为新诗便是用白话分行写。开始时，我学写的诗在级刊《雪花》（八开大小的单面手抄小报）、校刊《朝霞》（文章用３００ 字的稿纸抄写后，在学校走廊上公开陈列）上发表，后来竟然往嘉兴、上海的大报投稿了。

在初中三年里，同学之间也十分融洽。全班四十多人，很有几个爱书的，渐渐地我也不满足学校图书馆里的“中华百科丛书”和“万有文库”了。家里几乎没有藏书，不知哪里来的《三国演义》《封神演》以至《玉梨魂》之类，早已偷偷读过；叔叔留下的《中学生》《东方杂志》，都曾使我迷恋过。于是我向家有藏书的亲戚、邻居或同学去借书读。最早读的鲁迅著作是《秋夜》和《阿Ｑ 正传》，而茅盾、叶圣陶、巴金、郁达夫的小说，徐志摩的诗歌，还有王尔德等的翻译小说，以及《断鸿零雁记》（记得是一本毛边书）那样的文言小说等，也都借到并读过。

爱书使我考进三联书店

我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起，对于书籍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喜爱；可是还清楚地记得，正是书籍使我对编辑、出版工作产生向往和崇敬，终于自己也选择了这一职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上海念书时，一直住在江西中路３０９ 号的亲戚家中。解放后，这里距三联书店上海分店的南京路门市部只有一箭之遥。我经常到这里的门市部，站在书架前看书，记得看过的书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周扬的《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刘少奇的《论党》，梅林著、罗稷南译的《马克思传》，还有高尔基的小说等。除了三联版新书，还有一些外版书，我都如饥似渴地翻读过。

我的亲戚邱再春先生，宁波人，大革命时代是进步青年，从事革命地下工作。他后来到上海与一位张姓的工程师合作经营华泰电机厂，上海解放后曾是上海市黄浦区政协委员。早在上海解放前夕，邱家就已成为中共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我从这里听到生活书店和邹韬奋的名字，还听到过沙文汉、徐雪寒、陈其襄（那时是上海同庆钱庄的经理）等名字。这段曾为三联书店读者的关系，也许是我报考三联的一种前因后缘了。

１９５０ 年１ 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学习》杂志第一卷第五期上看到“三联书店征聘工作人员”的启事：

本店拟征聘工作人员若干名，欢迎愿为革命的出版事业服务，自问具备下列条件并确能胜任的读者应征。

一、条件：１．对出版工作及书店业务工作有浓厚兴趣。愿忠诚为劳动人民服务，并能不辞艰苦，长期坚持工作者。２．高中以上学校毕业或曾在书店出版社工作一年以上者。３．身体健全，思想纯正，年在１８ 岁至２５ 岁者。

二、应征办法（略）

三、待遇：１．录取后工作地点及职务由本店分配。２．录取后先行试用三个月至六个月。除供给膳食外，另支１６ 至３０ 个人民银行折实单位之薪金。试用期满后视工作能力另行调整。

我那时还在上海诚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读书，但由于祖父年迈，家里的经济条件变得不好，所以在读到这则三联征聘启事以后，我决定报考上海三联。

１９５０ 年２ 月初，一个晴朗星期天的上午，我匆匆赶到沪西的南屏女中，三联的招聘考试就在这里举行。我只记得笔试是写一篇作文，题目大概是问为什么要报考三联。我讲到自己喜欢文学，在学校里编过壁报和学校的校刊，也讲到上海解放后自己思想的一些变化，在学校建团时，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接下去是口试，主持者是一位头戴棉帽身着灰色列宁装的中年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朱南铣，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中英文极佳，很有成就的《红楼梦》研究家，著有《红楼梦书谱》一书，他当时是三联的编辑。问话时间很短，他带无锡乡声的普通话和我蹩脚的普通话之间多少有点不自然。事后我怀疑过这次口试的效果，心存忐忑，然而没有多久，我接到了三联的录取通知。

到“静安别墅”三联书店上海编审室报到上班那天，就像是昨天的事。“静安别墅”是沪西一个住宅小区，走进小区，确有远离市廛、顿生宁静的感觉。记不起门牌号，只记得是一座旧式洋楼，走上红漆楼梯到三层便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向阳南面是一排透明的窗户。一进门左侧，我见到编审室负责人陈原先生正在工作。我先向这位文秀清雅的中年人报到，他很自然、热情地跟我谈话，还问我这几天国内国际的重要时事，如中苏领导人在莫斯科会谈、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我意识到是在“口试”，幸好都回答出了。编审室另一位负责人是郑效洵先生，他一口熟练的普通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当时还有好几位同志正在安静地埋头工作，我注意到那天在南屏女中操场上的“口试官”朱南铣，还有劳季方、陈志光、吴慧津、张梁木。这次报考录取后和我先后分到编审室的还有糜于道、沈芝盈。

编审室在“静安别墅”办公的时间并不长，３ 月间已迁到“哈同大楼”了。“哈同大楼”坐落在南京东路的汉口路东侧，是英籍犹太富商哈同的房产，专门出租给商业公司等用作办公写字间。在这里三联拥有两大间房，编审室与出版部比邻办公。出版部有华昌泗、贡洗文，还有戴鸿声。戴鸿声是与我同时进入三联的，后来到北京后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做古典文学编辑工作了。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做校对、看原稿、学版式设计、作者通联、为门市部审读外版书等，开始了编辑出版工作的学习阶段。革命前辈吴黎平先生翻译的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解放后在上海重排时，是由朱南铣和我经手发稿的。记得当时我并没有和吴老联系过，直到几年后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吴老拜访曾彦修时，是先由我接待的，才算认识他。前辈平易近人，使我印象深刻。我还经手发稿了一本新诗集《桥》，内容反映革命战争年代苏北人民的艰苦斗争。

１９５０ 年５ 月，陈原、郑效洵两位先生从北京三联总管理处参加会议回来，陈原在编辑室跟我们几个年轻人大讲北京风光见闻，特别有意思的是大讲“冰糖葫芦”的美妙，我们几个年轻人那时连“冰糖葫芦”是何物都不知道，听了陈原极有鼓动性的形容，使人们心向北京的念头更添情趣。后来我才醒悟到，陈原是为我们调往北京预先做思想上的动员。７ 月下旬，我们编辑室由郑效洵带队，朱南铣、张梁木、糜于道和我先期调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编审部了。我进上海三联书店的半年时间结束了。

从北京三联书店总管处到人民出版社

北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办公的地点是西总布胡同２９ 号后进的四合院，北房有三间，东头一间是总经理室，其余两间（一大一小）是编审部用。方白、郑易里在大间，分别负责一个编辑组；我在郑效洵负责的编辑组，在西侧小间。每次上班都要经过大间才能进入小间。方白是负责文艺的，平时我跟他很少交谈。倒是郑易里跟青年人接触较多。我在上海时，郑易里、曹成修主编的《英华大辞典》就是由上海三联出版科贡洗文经手，在上海发稿排字的。我在到北京三联总处后，见到郑易里先生，当时他年事已高，但有年轻人的活泼性格。我们一起到北海滑冰，一起聊南方的天气、饮食，可惜对他主编《英华大辞典》的经过聊得太少。他与曹成修主编的《英华大辞典》，于１９５８ 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第二版，我至今还经常翻阅查考。总之，我对郑老的平易近人、和气亲切，以及云南口音，记忆深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三联书店出版和重印了一大批知识性、学术性、理论性的著作，以及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这些图书，除了主要是翻译的《苏联文学丛书》和《苏联文艺丛书》外，大部分分别纳入《新中国百科小丛书》《新中国青年文库》和《新中国文学丛书》等三套丛书。显然，其中不少是原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分别出版过的，有的则是新的选题。我没有机会向三联总管理处编审部负责人史枚同志了解当时策划这几套丛书的前后经过，我只是零星地在重印时经手过几本书，如冯定的《平凡的真理》、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等。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辅导读物中，我经手发稿的有李达的《〈实践论〉解说》，时间大约是１９５１ 年上半年。后来李达的《〈矛盾论〉解说》一书也是我经手发稿的。李达的这两本书，对我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有很大帮助，特别是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解提高一步。我经手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出版于１９５０ 年１２ 月的《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我印象较深的是，这本书封面设计征求编辑部意见时，大家对麻布褐色底纹的构思感到满意。那时图书美术设计机构即使不属于编辑部门，但美术编辑与文字编辑的联系还是密切的，编辑也都尊重美术设计，往往是编辑、出版部门相互协调配合。记得在１９５１ 年，三联书店还出版过一本北京人民医院医师黄大有著的医学著作《物理诊断学》，这本书是由糜于道同志经手发稿的。由于图片较多，排版复杂，他同时也做了不少技术编辑的工作，其实他就是责任编辑，不过当时还没有责任编辑制度——这是在１９５４年前后学习苏联出版工作经验后实行的。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初，编辑专业分工不可能那么细，编辑往往是有什么书稿就看什么。

１９５１ 年年底，三联书店原有编辑部工作并入前一年１２ 月１ 日在北京成立的人民出版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出版事业实行出版和发行分工、出版专业化等重大决策的一个具体步骤。三联编审部大部分同志归人民出版社。我是在同年８ 月间先到东总布胡同１０ 号的人民出版社向该社秘书长兼总编室主任梁涛然报到。梁涛然告诉我，总编室目前人手不够，需要充实。他本人目前主要精力在《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要我先留下来负责秘书科一摊，因为当时有许多信件要处理。可是我到秘书科工作不久，正好出版总署编审局金灿然同志负责主持编写《中国历史图谱》一书编写工作，已经上马。参加《图谱》编写的有近代史所的余绳武、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谢承仁教授、中央高级党校苏联专家尼基甫洛夫、历史博物馆的沈从文先生。人民出版社只有中国历史组编辑江平一人参加。她身体不好，住得又远，需要增加一个人，于是派我参加《图谱》的编辑工作。编辑室设在人民出版社大院内，是独立的大间办公室。就这样，我就以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编辑室编辑的身份参加到《中国历史图谱》编辑组的工作了。记得编辑组开过几次碰头讨论会，进展并不很快。当时金灿然主持出版局的领导工作，不可能集中精力来参加编写工作。因此，《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于中途搁置，遗憾的是连原来编写的原稿和有关档案（几次讨论的记录）都不知是否保存下来。

《中国历史图谱》编辑组成员中只有沈从文先生每天按时步行上班。他住在东堂子胡同历史博物馆宿舍，距东总布胡同不远。有一段时间，除了开会，每天只有沈从文和我两个人在班上。沈先生温文尔雅，亲切待人，令人十分敬仰。一次，我们聊到《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一篇有关天安门题材的散文，内容写骆驼队走过天安门前的驼铃声，其景其情有多么优美。沈先生十分兴奋地讲了不少写作题材和表述文字的意见，我听了如同上了一堂散文写作课。记得此后，我有几次到东堂子胡同沈府去看望他，都受到沈老和他夫人张兆和女士的热情接待。

从爱书到学写书评

我做编辑工作以后写的第一篇书评，至今仍有很深的印象。记得１９５０ 年的春天，我刚刚踏进三联书店的大门，分配在编审室工作。编审室除了审稿发稿，还有为门市部审读若干外版书的任务。作为旧中国出版中心的上海，当时解放还不到一年，上海的私营出版社还有不少，这些私营出版社出版物的内容驳杂，质量良莠不齐，还有相当一部分粗制滥造的读物。我曾经读到一本青年政治读物（此刻连书名都记不起来了），有严重的思想错误，因此向门市部直接反馈。有同志鼓励我还应该向读者指出，于是我便很有信心地写了一篇简要的书评，后来在报上发表。现在看来，我的书评不免稚嫩，但指出那本书里存在的错误，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出版的《光明日报》有图书评论专栏，出版领导机关还出版《读书月报》，由王城负责。我在负责人民出版社总编室宣传科时，先是做过几年图书宣传工作，这要求切实了解图书内容，正确进行评价、宣传和介绍图书。当时科内的任务之一是自行编辑铅印小报《书刊介绍》，由韩仲民负责；同时组织社内编辑和社外学术理论界人士以及有关专家撰写书评。我自己也在报刊上发表书评，记得写过《向苏联学习》、介绍《恩格斯传》等文章，在《光明日报·图书评论》专刊发表。后来收入我的《书评例话》《书评续话》二书出版。因此，我对于书评的关心、阅读兴趣始终没有减低，可以说一直保持着关心和阅读书评的习惯。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图书评论有了令人高兴的发展。一方面，出版物品种的迅速增加，特别是全国和地方书评刊物（包括报刊上的书评专栏）的相继创刊，为书评事业的发展准备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在群众性读书活动的推动下，书评工作跟读书活动的结合，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

曾经有一种意见认为，编辑写的书评缺乏权威性，持有这种意见的人们认为，编辑只能是编辑家、出版家，似乎书评写作只是专家学者们的事。这种把编辑书稿与评论图书完全割裂的观点，我以为是偏见。编辑不仅是书稿的第一个读者，而且义不容辞又是书稿的第一个评论者。因此编辑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和专业修养是十分重要的。我那时还在编辑岗位上，自认为编辑有责任向读者介绍新书、推荐好书，是责无旁贷的。

自然，书评工作的确有令人不能满意的地方。作为重要的社会评论力量，书评也是党的宣传教育的工具，同样起着舆论导向的作用。然而书评的价值和作用，以及跟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关系，还不能说已经完全为书评作者所正确理解，因而需要大力阐发正确的书评观，进一步提高书评的思想、文字质量，使书评继续得到健康的发展，增强书评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并且建立起一支有威信的高水平的书评作者队伍。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有赖于书评的理论建设。

关于书评理论研究，我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书评事业是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事业的一部分。书评的历史发展属于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并且总是跟编辑出版史密切联系着的。书评首先是以出版工作（出版物）为基础和条件的，书刊出版对书评写作起着基本的、主导的作用，而书评写作是监督和影响书刊出版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讲，书评的历史研究是包括在编辑出版史的研究范围之内的。尽管书评的内容往往直接涉及专业学科的范围，甚至会影响到专业的发展，然而，书评史的研究，仍然应该充分地重视编辑出版史发展，并且把两者的研究联系起来进行。

同时，书评作为一种评论形式，它的理论和方法，需要借助于文化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原则和方法应用到书评写作中去，使其有理论上的依据和阐释。并且要研究书评的写作方法和写作经验，从大量的书评现象中，从书评的实践发展中归纳、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

总之，我的一些书评论述，最初结集成《书评例话》由中国书籍出版社于１９９１ 年７ 月出版。承伍杰先生关注，他写了《书比月光更美丽——吴道弘与书评》一文（收入《名家走书城》一书，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１２ 月初版），２０１０ 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书评例话新编》一书，该书的代跋是资深编辑家老槐写的《道弘印象——记第三届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奖者吴道弘》。此外，《中国编辑研究（２０１２）》还刊载书评家毛鹏《“书评文化”大有可为——吴道弘新著〈书评例话新编〉评介》一文。

担任在北京出版的《出版史料》执行主编

１９９５ 年６ 月，我在编辑岗位上退休，本来可以轻松自由地读些书，写点小文章，可是从２００１ 年起忽然参加了在北京出版的《出版史料》杂志的编辑工作，正式学做期刊编辑了。

此事还得从头说起。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动乱和破坏中，出版行业是个重灾区。进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出版业的复苏、发展是比较快的。１９８３ 年６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成为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仅促进了出版的复苏与发展，同时催生了出版科学研究所的成立；还有高等学校编辑出版教育的兴起，也把出版理论研究和出版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提上了工作日程。１９８３ 年在上海首先创刊的《出版史料》杂志，可说是得风气之先。在宋原放、赵家璧等同志亲自主编下，作为季刊连续出版了１０ 年，到１９９３ 年停刊，共出版了３２ 期，团结和发掘了一批出版史研究作者，发掘和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从重要文献资料到抢救性的回忆文字等，折射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图书期刊、编辑出版人物，以及机构组织等重要史料的整理研究情况，为编辑出版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上海《出版史料》的停刊，始终是宋原放挥之不去的心病。他在离休后一直研究中国出版史，在上海、北京的同业和朋友中，一有机会就为《出版史料》复刊奔走呼号，由于前辈王益、王仿子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中国版协老委会的支持，终于在停刊８ 年后，《出版史料》新刊在北京出版，也可说复刊愿望得以实现。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参与了《出版史料》在北京的筹备和编辑工作。

事情的发展总是有前因后果的。在宋原放主编《出版史料》时，我只是一个热心的读者。当他得知人民出版社在编辑“大事记”的消息后，写信要我提供稿件，我除了选择人民出版社部分大事记外，还写了《编史工作第一步》（《出版史料》第９ 期刊出）的文章。当时我个人的兴趣，正在从总结经验入手研究编辑学，逐步转移到编辑出版史的研究上来。也许是在参与边春光、宋原放等主编的《出版词典》的编辑和写作条目时，或是在中国版协、中国编辑学会举办的多次出版研讨会上，我跟宋原放的接触、交谈机会多了，交谈工作、讨论学术，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他在上海有时会写信让我替他买些有关出版史的新书。我和方厚枢、陈江、汪家熔等还协助他编辑十卷本《中国出版史料》（十卷出齐后，又继续编五卷补编）。与此同时，我还同意对宋原放的《近现代中国出版大事年表》（收入宋原放著《出版纵横》一书，１９９８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做若干增补后争取重新发表。由于上述这些交往，在物色《出版史料》在北京重新出版时的主编人选时，宋原放想到了我。但说实话，最初我很犹豫，由于《出版史料》在上海创刊后，在宋原放、赵家璧的亲自主持下办得很有影响，一旦改在北京出版，我怕不能很好完成工作，有损于《出版史料》的声誉。后来在宋原放和王仿子的要求下，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我特别约请有编辑期刊经验的、人民出版社老编审陈子伶同志共同分担主编的工作。

在接手《出版史料》在北京出版的编辑工作后，我考虑最多的是，刊物首先要有正确的定位、办刊宗旨和明确的读者对象。对新刊《出版史料》来说，它应有历史的继承性、连续性；应坚持资料性与研究性的统一，坚持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路；积极、公正地反映我国出版历史的丰富实践和优良传统。刊物明确提出要为积累出版史料、传播出版史知识，以及为出版史研究服务。我时常想起韬奋先生对刊物要有个性、有特色的亲切告诫：“没有个性或没有特色的期刊，生存既成问题，发展就更没有希望了。”尽管如此，毕竟《出版史料》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重新在北京出版的。因此，我们在栏目设置、作者队伍和选稿原则等方面，也有若干新的思路，比较重视知识的普及性、信息性和可读性。栏目设置有

“往事寻踪”“名家书信”“文化自述”“人物写真”“书之史”“旧文重刊”“国外出版网络”等。其中“文化自述”栏的目的是提倡编辑家、出版家写自述性回忆文章，每期只选登一篇，以期引起读者的重视。为了适应青年一代出版史研究者发表他们在出版史方面的探索、整理和研究成果，从２００５ 年第２ 期起又增设了“青年文稿”栏目。我们每期的“卷首语”除了作为传达、交流编者声音的平台，还发表有关知识性的文章。同样，“百家书话”“随笔”栏目，以及彩色中心插页和“补白文字”方面，也有增强刊物知识性的目的。而“走进序跋”栏目的选稿比较慎重，既要使读者了解出版情况，又能达到提倡并重视图书序跋的作用。

在上海出版的《出版史料》已经拥有一批有影响的作者，上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出版界、出版史研究领域和出版史教学领域中涌现出不少新人。我们提出“不忘老作者，发现新作者”的目标，努力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作者队伍，营造编辑与作者的和谐关系，达到彼此尊重、互相信任的程度。编辑部多次到上海、南京、杭州、嘉兴等地召开小型的作者座谈会，征求意见，介绍和交流情况。为《出版史料》撰稿的作者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南京、合肥、武汉、成都、西安、济南、重庆、扬州以及香港等地。“为有源头活水来”，有了稳定的老作者队伍，又不断有新作者的加盟，刊物的改进和提高得到了有力的保证。

关于期刊编辑工作的思考

我是长期做图书编辑的，一旦要挑起编辑期刊的担子，不免要从头学起，无异于自讨苦吃。我也确实思考过从哪儿来的勇气和热情。首先是有经验丰富的期刊编辑家陈子伶同志与我良好的合作，增加了我的信心。其次是我的编辑经历使我对编辑工作规律的普遍性和适用性，有一定的理解。图书编辑与期刊编辑的工作存在某些共性。近代以来的中外出版社都将图书出版与期刊出版同时并举，这是近代出版的优良传统。最后是我有学习、了解编辑出版史的兴趣爱好，这也让我对参加编辑出版史期刊的工作有亲近感。以上这些个人因素都是促使我“匆忙上马”编刊的原因。我在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专业性期刊，编辑的文化追求和专业（学术）素养都是十分必要的基本条件。

选题与组稿是刊物主编应该时刻牢记的工作，有时还必须亲自去做。这就要求敏感与勤奋。《出版史料》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宋原放曾在上海一次座谈会上提到“上海福州路文化街”地图，还提到要发表钱君匋的装帧设计作品。这两个选题我一直放在心上，分别亲自与上海书店俞子林先生和有关部门多次联系组稿，算是实现了宋原放的遗愿。

我曾经读过叶至善的《一个编辑读〈红楼梦〉》一文，十分精彩，对编辑看稿读书，很有启发。有次在叶先生家中提到此事，至善先生很高兴地把原来的文章作了修改，又增加未发表的部分交给我们，编辑部安排在《出版史料》分批发表，读者反映很好。在一次出版界同人的叙会上，我得知范敬宜为宋木文《亲历出版三十年》一书写了贺诗，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我们将贺诗的毛笔行书手迹在２００７ 年第３ 期《出版史料》封三上发表，很受读者欢迎。

期刊编辑改动作者原稿，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但又难得讨人欢喜。我自己写文章发表后，总会检查一下有没有编辑改动过，又是怎样改的？ 改得好，自然心存感激；如果认为编辑改得不好，甚至改错了，就会埋怨编辑水平低，做了不该做的事。

在改稿问题上，其实是对编辑学识水平、文字功底以及理解能力的考验。我的体会是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谨慎，千万不要“为改稿而改稿”，要改正原稿中的不妥和错误，千万不能把原稿改错了。二是编辑要尊重作者的思路、文风和表达方法，力求做到帮助作者表达清楚、有逻辑性；切记任意删改，或是按照某种模式或风格去改造作者的原稿，避免在机构、人名、地名、时间和其他专有名词上造成错误。

作为刊物执行主编，我时刻记住要学习“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工作方法。“大处着眼”就是在每期安排选题时，从整体出发，综合考虑，安排次序。“从小处着手”就是对每篇稿件认真通读，从观点到材料，从文句到标点，都要认真，十分用心，尽可能避免出错。

刊物的“图文并茂”是普遍的要求，更是史料性刊物的编辑准则。图片、实物（手迹、原稿、书影、社址等）也是历史的形象资料。《出版史料》规定一条：在审稿的同时就考虑配图工作，包括审读作者提供的图片稿，或从稿件文字中发现适合的配图，及时跟作者联系等。同时重视配图的大小、摆放位置和清晰度，还要写好文字说明，特别是人物照片的文字说明。

我很看重《出版史料》杂志的稳定性，甚至包括封面设计、排版格式方面。稳定性也是刊物整体风格的表现，对于史料性、研究性的学术刊物来说，保持严肃、朴素、庄重、大方的特性，应该是适宜的。

结束的话

回顾我半个多世纪编辑出版工作实践与思考的时候，稍可安慰的是，承中国编辑学会、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关心，于２００４ 年出版我的《编辑实践与编辑学思考》一书，书中对我的编辑工作实践有若干回顾，并有若干理论思考。总之，我认为无论是图书编辑或是期刊编辑，也不论是编辑工作的选题、组稿，或是审稿、加工整理工作，它们彼此是互有联系而又是统一的完整过程。换言之，编辑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作为一门学问，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科学体系——编辑学。这就需要当代编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了。可喜的是，我的案头就有江苏科技出版社一位青年学者蔡克难著《编辑学论》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初版。这本近３０ 万字的论著，对编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其现状、编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科组成以及基础理论等问题，都作了清晰的阐述，提出不少精辟的见解。一叶知秋，相信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前景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