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贞 等 | 如何推进新时代科普图书出版高质量发展？——“国家科技进步奖”（2005—2023年度）获奖图书的启示

有研究者曾在多年前指出，“科普事业发达的美国，已经形成由科学家、科普作家、自由撰稿人、科技媒体记者组成的自上而下的庞大科普创作队伍”^[13]。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科学家始终处于科学传播链条最前端，其参与科普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已是社会共识”^[14]，科学家也被视为“最适合进行科普创作的人选”^[15]。从笔者统计的获奖科普图书来看，除2项由科普作家、科技馆工程师创作外，其余44项均由各领域院士、教授、研究员等权威专家创作完成（占比95.65%），其科研领域与科普创作主题保持一致，几乎未见科学家跨领域从事科普创作的情况。以数学科普为例，2005年度获奖图书《数学家的眼光》的作者为张景中院士，2010年度获奖图书《李毓佩数学故事系列》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原教授李毓佩，他们和谈祥柏教授共同被称为中国数学科普的“三驾马车”；再如医学科普类图书，2006年度获奖图书“协和医生答疑”丛书由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编写，2016年度获奖图书《了解青光眼战胜青光眼》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孙兴怀教授等主编；其余农业、航空航天、天文学、生态学等获奖科普图书也都类似。

这些创作者通常都对科普充满热爱，充分认可科普对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提升的意义，将科普视为自己的一种社会责任，认为自己有义务主动开展科学传播，并做好科普创作。以2011年度获奖图书《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为例，作者刘兴诗为“科普创作奉献了一生，200多本科普读物是他对科普事业无限热爱的最好诠释”^[16]；再如2014年度获奖图书《听伯伯讲银杏的故事》，作者曹福亮教授和南京林业大学的老师“都觉得银杏科普值得做，并且认为有很多的趣味点可以写”，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一颗热爱银杏、热爱孩子的心”，他们希望通过科普创作“激发少儿的阅读兴趣与信心”，同时也对成人起到科普的作用 ^[17]。

为了创作出版高水平科普图书，部分图书团队还吸纳了复合型人才。2005年度获奖科普图书《中国儿童百科全书》“邀请包括院士在内的众多国内的各学科科学家、科普作家，还有儿童教育家、儿童读物编辑出版方面的专家，以及美术、电脑方面的专家组成该书的编委会和作者队伍”^[18]；2007年度获奖科普图书“知名专家进社区谈医说病”丛书团队召集“有一定科普经验的知名专家团队”和“兼具医学知识和文字功底的工作室人员”，确保丛书内容兼具科学性、权威性、通俗性和可读性^[19]；2014年度获奖科普图书《听伯伯讲银杏的故事》的创作团队成员涉足多个学科，“是林学专家与科普、漫画、文学专家以及动画、视频和音频效果设计师等精诚合作的结晶”^[20]。

“图书选题策划是出版活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21]，对于科普图书出版来说，高质量的选题策划“显得尤为关键”^[22]，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3]。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科普图书中，部分图书的选题呈现出突出的前沿性和时代性，并以科普出版的方式来满足公众科普需求，回应国家战略发展需要，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2005年度获奖图书《院士科普书系》选题为例，“1/3是院士们对当代学科前沿内容进行的科普创作”，“2/3是院士们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的解答 ^[24]。

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引发公众和媒体广泛关注，食品添加剂“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导致食品添加剂社会性恐慌”^[25]，孙宝国院士团队“紧紧围绕食品安全的国家战略需求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创作出版科普图书《躲不开的食品添加剂——院士、教授告诉你食品添加剂背后的那些事》，“科学准确地回答了社会大众关注的相关食品安全问题，对促进我国食品添加剂科学知识和食品安全理念普及，科学使用食品添加剂，促进我国食品工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效益”^[26]，该书最终获得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科普类）。

在获奖图书中，农业类作品选题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即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发展需求，且通过作品的广泛推广真正有效服务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例如，2001年，农业部提出实施生态家园富民计划，“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切实纳入农业发展目标之中，强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该计划的具体内容是“建设以农村户用沼气池为纽带的各类能源生态模式工程”，包括修建沼气池、推广沼气技术等。2002年，科技部印发《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2001—2010年）》，提出12个重点领域，在“清洁能源与再生能源”领域中明确指出要“发展沼气技术”。同年，国家环保总局印发《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十五”计划》，提出发展沼气等新能源，推广沼气工程，“形成农户基本生活、生产单元内的生态良性循环”。在此背景下，《沼气用户手册》科普连环画册应运而生，图文并茂地介绍沼气建造、使用及综合利用等实用技术，“成为几百万户农民买得起、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用了就见效的‘管用’图书”^[27]，成为2007年度获奖作品。又如，2007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到“十一五”末，“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畜牧业生产初步实现向技术集约型、资源高效利用型、环境友好型转变”；同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出台，明确提出“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指出“实行标准化规模饲养是生猪生产的发展方向”；2010年，《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的意见》出台，文件强调“加快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大力推行畜禽标准化生产”“普及标准化生产知识，增强广大养殖场户的标准化意识”；2020年度获奖科普图书“图解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系列丛书的责编认为，这套科普图书的选题灵感就源于“国家对畜牧业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求”。

在图书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往往有强烈的受众意识，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前提下，充分聚焦目标受众真正需要的内容，突出图书内容的实用性。如，2016年度获奖图书《躲不开的食品添加剂——院士、教授告诉你食品添加剂背后的那些事》呈现了118个问题，这些问题来自问卷调查，作者曾“组织6所高校的食品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在30个省市城乡发放一万多份有关食品添加剂的调查问卷”“通过整理、统计，并汇集政府、媒体关注的有关食品添加剂问题，筛选出最受公众重视的问题”^[28]。又如，2019年度获奖图书《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关键技术百问百答》，作者和他的团队“在我国10个小麦生态区开展生产需求调研，范围涉及100余个典型县、500余名科技人员、1 000余个示范户、种粮大户和种麦农民”“为小麦生产者迅速掌握科学种麦技能提供了指导，有助于提质增效、助农增收”^[29]。

近年来，我国在国家层面出台一系列文件，引导科普领域人士创作高水平“原创”作品。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强调“以满足公众需求为导向，持续提升科普作品原创能力”；2023年，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强原创科普作品创作”；202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规定，“鼓励新颖、独创、科学性强的高质量科普作品创作，提升科普原创能力”。对于科普图书出版来说，最理想的作者是科学家，最理想的内容是科学家以原创方式讲述科技创新故事。这也是天文学家、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先生一直以来倡导的“元科普”，即“工作在某个科研领域第一线的领军人物（或团队）生产的一类科普作品，这类作品是对本领域科学前沿的清晰阐释、对知识由来的系统梳理、对该领域未来发展的理性展望，以及科学家亲身沉浸其中的独特感悟”^[30]。

在获奖作品中，不少都属于“元科普”佳作。2006年度获奖图书《野性亚马逊——一个中国科学家的丛林考察笔记》，其作者张树义是“第一个进入亚马逊原始森林进行野外科考的中国学者”，他基于10个月的丛林科考生活，“将科学考察与科普创作有机结合”，最终形成“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南美洲亚马逊热带原始森林，以及野生动物和植物协同进化的科普图书”^[31]。2010年度获奖科普图书《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作者“尽了很大努力将新近的知识补入”，包括按照2006年8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决议，“将原先称为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的冥王星重新分类、归入‘矮行星’之列”，成为“中国率先反映这一重大科学事件的科普图书之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资深研究员李竞教授因此曾评价《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说：“你（卞毓麟）搜集的资料很新，很及时、到位，很好。”^[32]又如2014年度获奖图书《远古的悸动——生命起源与进化》，该书的主要编著者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冯伟民，该书“对我国发现的重要化石群（例如，澄江动物群、热河生物群等）作了重点介绍……全部内容都来自科学研究的成果”^[33]。再如2017年度获奖图书“科学家带你去探险”系列丛书，“根据科研人员在高山、极地、沙漠、无人区等地区的历次考察经历所著”，“深入浅出地讲述探险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风土人情、气候特点和科学发现，在分享科考经历所见所闻、探险故事的同时，也将如何处理紧急情况、应对突发事件的探险知识融入其中”。可以说，这些图书都是科学家做“元科普”、讲述中国科技故事的生动案例。

对于图书来说，文字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但是，对于习惯写作科研论文的科学家来说，开展科普创作并非易事。中国科学院院士、材料科学家、钛合金专家曹春晓曾表示其在一年时间的写作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了科普创作的艰难：“我觉得做好科普是挺难的。”^[34]徐延豪在调研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时表示：“科普创作实际上是非常难的，是非常高级的一种劳动。它和一般的文学创作是不一样的，它的层次高，因为既要反映科学的东西，同时又要有文学创作的手法和技巧，这就更难了。”^[35] 从获奖图书来看，仅有极少数作者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从而使科普图书呈现出优秀文学作品的语言面貌。以2017年度获奖图书《数学传奇——那些难以企及的人物》为例，作者蔡天新除数学家的身份外，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旅行家”^[36]，但是这样的作者可遇而不可求，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王元所说：“数学家极少能像蔡天新那样成为一位真正的诗人。”^[37]因此，对于科普图书来说，文字的文学性诚然可贵，而从现实出发，让作品通俗易懂、满足目标对象的阅读需求，进而服务于内容特色的表达也另有价值。例如，2005年度获奖图书《中国儿童百科全书》被誉为“少儿百科全书领域里的‘国货之光’”，编撰团队的初心是“编纂一套突出中国特色的，属于中国儿童的原创百科全书”。在表达上，常常以“假如……”“为什么……”“人们常说……”等引出题目，介绍珠穆朗玛峰、长江、黄河、大熊猫、金丝猴等中国特色内容，“用口语清楚明白地阐述主题，易于读者理解”^[38]，著名作家苏叔阳先生认为“这本书在介绍各种知识时那种为中国孩子服务的精神与标准，正好是‘中国特色’的注脚之一”^[39]。

图片是图书中的另一种重要表达方式，图与文相互配合，能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对于原创科普图书，应当选用适合中国读者思维方式、理解方式的图片，以中国化理念服务中国读者。朱庆回忆“图解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系列丛书创作过程时表示，“长期与养殖户打交道才发现，我们先进的科研成果对普通养殖户基本无用。由于知识文化水平有限，深奥的学术语言他们理解不了”，“编写组决定采用看图说话的方式”，“我们拍了6万多张产业链各关键环节的现场照片，经过反复推敲最后甄选编入图册”，“针对一些难以用照片直观、准确反映的关键技术环节，还专门邀请专业人员绘制线条图、卡通图等作为补充”^[40]。2007年度获奖科普图书《沼气用户手册》在表达上“突出技术简单化、语言通俗化，做到知识性和可读性相结合；采取卡通、拟人等图示化创作手法，浅显易懂、直观明了”，当年，“这种表现形式在农业科普图书中为首创”^[41]。可以说，这些都是适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农民阅读方式的科普图书，体现出突出的中国特色。

还有的图书梳理市面上常见的内容表现方式，并着力进行表达创新，为中国读者呈现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形式。如2006年度获奖科普图书《书本科技馆》在“出版形式上有重大创新”，是“一种创新的互动性科普图书”，“突破了传统的仅用视觉进行阅读的局限”，可以“充分调动读者的视觉、听觉、触觉”，因此其“既是器械化了的科普知识图书，又是书本化了的微型科学实验教具；既可作为图书用于阅读，也可作为科普教具、展具用于课堂教学和活动性科普展览”^[42]。这种大胆的形式创新，给读者带来独具特色的阅读盛宴，也使该书在出版后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总的来说，出版社在策划、出版高质量科普图书的过程中，可以围绕上述维度，从作者、选题、内容和表达等方面综合权衡，客观把握新世纪以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科普图书的基本情况，充分研判市场需求与读者需求，找到自身优势，精准定位图书价值，有的放矢地突出、放大作品特色，稳步提升原创科普图书的品质与社会影响力。

从获奖图书来看，科学家和科技资源是高质量科普图书出版的重要条件，也是“十五五”以及接下来一段时间图书出版企业应当重点关注的领域。这也与当前国家关于科普领域规划的相关文件精神高度一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提出“十四五”时期实施科技资源科普转化工程，并将其列为5项重点工程之首，强调“支持和指导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科学共同体等利用科技资源开展科普工作，开发科普资源，加强与传媒、专业科普组织合作，及时科普重大科技成果”。2022年，受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委托，中国科普研究所组建评估研究课题组开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2002年版）实施情况的调研评估，调查发现“科技资源科普化机制尚未建立”“科普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公众多样化需求”^[43]。

面向“十五五”，出版单位亟需结合“科技创新前端—科技资源科普转化中端—科普化成果传播后端”的嵌入式科研科普服务链路，建立科技资源科普转化机制，着力推动科技资源向精品科普图书出版转化，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科普需求。在科技创新前端，图书出版企业应突破“科研成果完成后再对接转化”的传统模式，主动嵌入科研项目立项、研发、结题全流程，将科普需求前置，为后续资源转化奠定基础，避免优质科技资源“沉睡”或“流失”。出版企业可针对航天、量子信息、生物育种等国家战略科技领域或与自身行业密切相关的领域，通过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平台获取科研项目立项清单、成果公示信息、科研团队名录等数据，筛选具有科普价值的优质资源，搭建“科研资源储备库”，评估开展科普图书转化的可行性，并与科研团队提前建立联系，锁定转化目标。在科技资源科普转化中端，出版企业应从海量、零散的学术论文、实验报告、技术参数等科技资源中，精准提取可转化的科普价值点，根据受众科学素养、阅读目的差异，进行分众化内容策划，组建图书创作出版团队，推动精品科普图书出版。在科普化成果传播后端，图书出版企业应围绕优质科普图书打造专属IP，构建“图书为核心，多产品联动”的生态体系，让科普图书的价值从“阅读”延伸至“体验”“消费”“学习”等多个维度。同时，应突破“仅靠线下书店、线上电商销售图书”的传播模式，联合科技馆、学校、社区、文旅场所等机构，打造更多形式新颖的传播场景，让科普图书打破传播时空限制，触达更多受众。出版企业需在传播后端建立传播效果反馈机制，收集读者反馈数据，优化后续科普内容创作与资源转化方向，持续提升科技资源向科普图书转化的质量与效率。

前文提到，部分获奖图书团队在回顾、总结创作经验时提到邀请科学家、科普作家、编辑等共同参与图书创作出版。事实上，建构复合型团队，合力创作科普精品在我国有历史传承，也是一种世界经验，同时也是持续推动高质量科普图书出版的重要策略。20世纪中期，针对少年儿童科学读物匮乏问题，《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建议中国作家协会配合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组织一些科学家和作家，用合作的方法，逐年为少年儿童创作一些优美的科学文艺读物；同年，中国作家协会出台文件《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提出“应当提倡作家和科学家合作，为少年儿童写作一些生动有趣的科学文艺读物”。在国外，2015年4月，《自然》（Nature）刊文指出，科学家和作家合著科普图书，效果更好；科学家建构科学故事是一项“令人生畏”的工作，渴望著书的科学家未必有能力单独完成著作，而与专业作家或者科技记者合作，可以缓解压力，并极大地提高手稿质量。作家可以帮助科学家解释或翻译复杂的概念，创作引人入胜的故事，用较大篇幅建构一个清晰的故事，同时也可以为科学故事增添文学色彩^[44]。

2024年，笔者结合以往科普图书的创作、出版实践经验，提出“三三制”创作模式。第一个“三”就是指从三个方面组建复合型创作团队，一是懂科学、不擅科普的科技工作者，尤其是掌握专业、前沿科技领域知识，有科普意愿，但尚不具备良好创作能力，也没有足够创作时间的行业专家；二是会写作、有丰富科普创作经历的文字工作者，他们文字功底好，写作效率高，有相对充裕的时间用于创作，主要包括记者、编辑、科普作家、自由撰稿人等；三是懂科普、有表达创意，熟悉科普作品设计、出版、传播等方面的业界人士^[45]。三方通过协作，共同完成高水平科普图书的创作、出版。这意味着，在科普图书出版领域，需要“出版方提前介入创作”，参与从选题策划、内容生产、科学把关再到传播推广的整个环节。这种从前期开始就深度介入作者创作过程的方式，使出版方的角色边界被拓展，不再只是承担单一的文字加工、审读校对的传统编辑职能，还承担起与作者双向互动、共同生产内容的职能，其角色定位也从单纯的图书出版“守门人”向“内容共创者”转型 ^[46]。对比来看，文学、哲学、计算机等其他学科图书的出版对创作者具备的学科专业性要求极高，出版方通常较难直接参与内容生产；而科普图书创作相对注重内容的通俗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科普图书的目的更多的是提升科学素养，并非接受系统的学科教育，这使得科普图书出版与某一学科领域的专业图书出版有着显著区别。同时，这也意味着科普图书出版对包括编辑等出版单位人员在内的所有创作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近年的实际创作情况来看，这种模式在科普短视频领域已被广泛应用，创作者与传播者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科普图书出版也应当借鉴这种思路，组建复合型团队，创作精品佳作，让科普图书更好读，而且传播得更广、更远。

如前所述，获奖图书往往注重多形式的创新表达，以鲜明特色、图文并茂、声音演绎等生动鲜活的方式改变公众对于科学内容的刻板印象。进入数智时代，正如罗伯特·哈桑曾指出的，“技术本身包含着它们自己的时间性”^[47]，新兴数智技术能够赋予科普图书出版在时间层面上的新的价值意蕴与时代特质。科普图书出版应充分把握新技术变革带来的市场新机遇，积极开展出版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探索，引入AR、VR、MR等先进技术突破传统纸质媒介的壁垒，通过创新阅读场景，呈现更多、更新、更吸引人的科普表达。目前已有部分出版社正在进行有益尝试，例如，中信出版集团在青少年地理科普丛书《给孩子的中国国家地理》中融入VR技术，读者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的小程序可立体呈现中国地势三大阶梯、山脉和水系等地理风貌，实现静态文字图片与VR动态场景的交互体验，这种“图文+实景影像”的多维叙事和情景化功能使读者获得身临其境的沉浸式阅读体验，一经出版便深受青少年欢迎。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等数字新质生产力具有实时性、交互性特征，能够推动科普图书出版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共创，满足受众对科普内容获取的互动性需求。科普图书出版可基于这类技术，通过受众画像、受众行为分析、受众反馈收集、智能推荐等方式，精准识别不同读者群体对科普图书知识的深度需求、对前沿科技选题期待等方面的阅读需求，并针对不同年龄层、教育背景、职业经历、阅读偏好、阅读水平的读者，策划出版更加契合各类人群特征的个性化科普内容，提升科普图书的传播效果。同时，还应通过读者社群运营等方式动员读者参与科普图书出版，在图书选题、装帧制作、互动设计等环节融入读者需求端的阅读经验、知识需求和个人创意。例如，编辑可在自建的读者社群中开展意向科普选题投票、AR/VR互动内容推荐、多模态呈现方式推荐等共创项目，使读者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知识共创者”，在满足读者多样化阅读需求的基础上，增强科学内容的可读性、科学引导性和互动性，深挖科普图书的创新性表达。